关于胡适

论思想造诣，胡适远不足以侪于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之俦；论学术成就，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罗振玉、孟森、蒙文通、顾颉刚、陈梦家、陈寅恪、陈垣、杨树达、吕思勉、岑仲勉、钱穆、谭戒甫、吴经熊、金岳霖、陈康、贺麟、雷海宗、汤用彤、向达、陈直、徐复观......等人都在他之上。

胡适领导的所谓“思想启蒙”，以唯科学主义为内核，“实证科学”这盏路灯所不能照亮的场域，都应弃绝于人类思想的视域：“凡科学已解决的问题，都应承受科学的解决。 凡科学认为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都成为悬案。 凡科学认为成问题的问题，都应抛弃。”

“问题可解决的，都解决了。一时不能解决的，还得靠科学实证的帮助与证实。科学不能解决的，哲学也休想解决......自然科学有自然科学的理论学，这种人便是将来的哲学家。但他们都不能自外于人类的最进步的科学知识思想，而自夸不受科学制裁的哲学家。亿们的根据必须是已证实的事实；自然科学的材料或社会科学的统计调查。他们的方法必须是科学实验的方法。若不如此，那他们不是将来的思想家，只是过去的玄学鬼。”

“将来只有一种知识，科学知识。将来只有一种知识思想的方法：科学证实方法。将来只有思想家，而无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已正式的便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未证实的叫做待证的假设(hypothesis)。” 

胡适提倡的“社会化道德”，以“努力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不知所谓的理念为人类文明目的（「我们现在可综合评判西洋近代的文明了，这一系的文明建筑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础之上，确然替人类增进了不少的物质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确然很能满足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他在理智的方面，用精密的方法，继续不绝地寻求真理，探索自然界无穷的秘密。他在宗教道德的方面，推翻了迷信的宗教，建立合理的信仰；打倒了神权，建立人化的宗教；抛弃了那不可知的天堂净土，努力建设『人的乐国』『人世的天堂』；丢开了那自称的个人灵魂的超拔，尽量用人的新想象力和新智力去推行那充分社会化了的新宗教与新道德，努力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这里有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何谓“幸福”？在孟子那里，幸福取决于德性践履和对“心”、“性”、“天”的认知；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人的可实践的最高善，在他那里，理性的人顺应理性的自然秩序，使其行为合乎德性就是幸福的；在阿奎那那里，幸福分为可以凭借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在现世获得的不完满幸福和只能凭借恩宠和神学德性在来世获得的完满幸福，后者才具有目的论的意义；在斯宾诺莎那里，幸福就是对自然必然性的认知......当然，这些幸福观都是唯科学主义者胡适所断然否认的。他所能认同的只有边沁式的功利主义幸福观，可如此一来幸福就成为了附着于社会，并无独立内容的外在之物，其本身又有什么价值可言？考虑到胡适在“科玄论战”时期的表现，他的识鉴非常不幸地与陈独秀、丁文江之流处于同一水准，大概从未理清这种非常基本的问题。他提倡的“社会化道德”，消解了一切一般意义上的超越性，最终只能导向追求“人的乐国” “人世的天堂”的唯物主义乐园神学。）

胡适平生最重要的成就，在于他那些多为零篇散论的学术论文，《说儒》、《红楼梦考证》、《楞伽宗考》、《荷泽大师神会传》、《坛经考》、《醒世姻缘传考证》等，及论《诗经》、《楚辞》，辨《墨子》、《老子》，疑古史，考音韵，推扬戴震哲学，表彰崔述史学等，期间虽多武断、舛谬之论，然于民国文史学术，特别是古史辨、史语所多有先导之功。

此外，他在思想和性格上都颇为接近穷途末路的晚期儒家的清流士大夫和士林领袖，虽然崇尚“经世致用”的“实学”，满怀“明道”、“救世”之志，影响力却只能及于如泡沫般脆弱的士大夫学人群，成为晚期文明漫长溃败趋势之中一位孱弱无力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