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光 | 比较视域下的回顾与批判——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平议（上）
为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作批判性的回顾，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一方面，在东瀛毗邻曾经有过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与论争，热热闹闹你方唱罢我登台，如今却已面临着喧嚣之后的沉寂；另一方面，在岛国对面的大陆学界，对这个话题更是处在遥远的、半冷不热的兴趣中——兴许都带着些好奇，却也免不了茫然费解。到如今21世纪旧话重提，只怕观众更是兴味阑珊，不知那些台上的老演员何以热衷至此了。因此除了话题本身的复杂缠绕之外，更令人担心的是意义的失落能否被重新拾回。故本文努力的方向，不在于细说具体论题，而在于把握每一学说提出的时代氛围及相互动因，评说立论攻战的要害之处，希望能以微薄之力，唤起对当日史影的了解之同情。
关于六朝贵族制论这一在日本东洋史学界影响重大的课题，无论日文中文学界，都已有过不少综述回顾文字。就我所见京都学派立场上的言说，包括谷川道雄、川胜义雄、励波护、川合安等均有专文阐述。而中文学界较易见到的，也可举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中谷川道雄“总论”及中村圭尔“六朝贵族制及官僚制”一节（李凭等译，中华书局2010），川合安《日本的六朝贵族制研究》（杨洪俊译，《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徐冲《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评价》（《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等。至于论说历史分期法、唐宋变革论而涉及贵族制论的更是不胜凡举。本文理应综合以上论说为一完整总结，但贵族制论本身头绪繁多，以上诸文相互间亦颇有侧重点的异同，才力所限，不能不遗憾地放弃这一目标，而仍以个人对贵族制论的认知为线索，尽量将诸家高见组织入行文中，作有重点的追问和讨论。此外，由于译介进展的不均衡，相关论著有些已脍炙人口，有些国内却还不易见到，因此对于已有中译本的学者与论著，本文就默认已为学界所知，尽量采取简明的评述方式，而将重点更多地放在也许能够提供新知的方面。
述评将按照以下次序展开：
1、从内藤湖南到宫崎市定：贵族制学说的创立与完成。
2、历研派大论战：马克思主义vs文化史观
3、第三代：豪族共同体论vs寄生官僚论
4、跨文明的底色：从比较角度出发的日本古代贵族制观察
5、纠缠于政治史：贵族制的两种理解模式
6、贵族制论的舞台：政治史？文化史？时代史？
一、从内藤湖南到宫崎市定：贵族制学说的创立与完成
1、鸟瞰：六朝贵族制研究的谱系
日本现代学术之路，普遍地可以二战为界分为战前与战后。战前学者所伴随的时代氛围是奠基勃兴的明治、大正时代，以及在昭和前期与东亚乃至世界的紧张关系中密切互动，甚至随着战争而波动扭曲。战后至苏联解体为止，学者所处身的氛围，则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基本底色，在战后复兴中往往发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激烈论战。
以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为主要阵地的中世贵族论者，则大致经历了三代的学者谱系。相关人物、论著，中国学界认知即使还不算系统全面，至少也已多所译介，我们不难得到点状的分散知识，这里就不再一一列述基本信息。如果作最扼要的鸟瞰，则这三代态势基本上是：一代属于战前学术，二代跨战前战后，三代为战后。随着第三代的逝去，又遭遇了冷战时代结束，马克思主义退潮，日本的六朝贵族论者也就只剩下星星之火，不复燎原之势了。
这三代学者，第一代代表人物为内藤湖南。第二代代表人物包括冈崎文夫、宫崎市定和宇都宫清吉。第三代则有宫川尚志、川胜义雄、谷川道雄、吉川忠夫等。这是按照师承的划分，但实际学术发生影响时期则如下文所叙，并不与年辈完全同步。而每代之间年岁也不无一定的差距，如冈崎比宫崎、宇都宫年长十余岁，宫川也比川胜、谷川大十岁左右，比吉川更是年长了二十余岁。因此代际的划分只能说是个大致概念。如果按照学术潮流的起伏来划分，则内藤、冈崎当属第一波浪潮，20世纪10-30年代开始发生影响；宫崎、宫川、宇都宫属第二波，40、50年代为相关论著的高产期；谷川、川胜、吉川为第三波，主要活跃于60-80年代。在主阵地之外或三代之后参与到此论题中的，又有森三树三郎（出身于京大中国哲学科）、中村圭尔（大阪市立大，受川胜义雄影响）、安田二郎及川合安（名古屋大学宇都宫清吉和东北大学冈崎文夫的后继者）、渡边义浩等。这里不能尽数，只取主干进行讨论。
2、从内藤到冈崎：单声部的草创期
这一学派的开山之祖内藤湖南（1866-1934），前半生作为著名的时评记者、政论家，后半生（1907-1926）作为京都大学教官度过[2]。众所周知，在1914年出版的名著《支那论》中，内藤首次提出了自己的中国史分期法，并论述了中国中世为贵族政治的时代。其后最著名的表述，是1922年发表的《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内容相当于《中国近世史》的第一篇）。大陆学界开始广泛关注内藤学说，应该说也是以此文收入《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论著选译·通论卷》为发端的[3]。更细致的论说，则见于讲义《中国中古的文化》，以及《中国近世史》的前半部分[4]。
内藤的历史分期法及唐宋变革论已为学界熟知，而六朝贵族论正是这一宏大学说中的重要环节。《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中对中世贵族的论述基本点包括以六朝至唐代中叶为中世，特征是贵族政治繁盛的时代，当时地方上世代延续的名门望族成为贵族，同等级门第间相互通婚，独占政治权力，天子只是贵族阶级中的一个单元及代表，无法掌握绝对权力等。与之相对立的是进入五代宋以后，基于贵族阶层的消亡，君主权力与庶民文化同时抬头，中国进入君主独裁时代。
这篇论文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它成为后来几乎所有相关研究进行学术回顾时的起点。不过其本身并非针对中世贵族时代的专论。与之相较，《中国中古的文化》主要讨论的是东汉至魏晋期间的世风、学术、政治变迁，论题更集中，内容也更为丰富芜杂，实际上处理的是他所谓“中世”的前半段或曰形成期的历史。其中已触及到若干后来成为讨论焦点的问题[5]：
1、东汉豪族是魏晋南北朝贵族社会形成的母胎。在其后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川胜义雄等后续研究谱系中，虽然各有发展，但这一基本视角均得到了继承。中国学界如杨联陞1936年的名文《东汉的豪族》，虽然未揭举“贵族”的提法，但其理路无疑与内藤此说也是相互呼应的。
2、以九品中正法选官是产生门阀社会的关键。这一视点由于宫崎市定在战后出版了《九品官人法研究》而获得强大的推进，实际上成为了这一论域中火力最集中的主战场，对“贵族”与“官僚”身份问题的纠缠论证也由此展开。
3、贵族阶层的决定标准在于自身，而不取决于皇权或国家体制。贵族制论第三代所强调的“豪族共同体自律性”，很显然应溯源至此。但值得注意的是内藤所论，实际上是以南朝寒门不见纳于高门的若干典型事例为推论依据，这与后来第三代所强调的整个豪族阶层的自律性，在理路上并非完全一致。
4、中世贵族重视礼仪、门第、谱籍。这三点应该说在中国及欧美学界都有很令人瞩目的展开，但未必如内藤那样，意识到应将其作为贵族社会的有机表现来予以理解。
5、贵族门阀作为社会核心，使这一时期各种文化现象都呈现出贵族性特征。其后思想史、文化史领域的论著多着重于对此进行阐发，但就学界总体走向而言，这一点在后来似有失焦的危险。
就以上诸点，已可见出这份讲义的导源性意义。不过，其虽然题为“中古的文化”，实际上却并未对六朝作正面的详论。因此内藤虽然提出了这些重要命题，但真正的研究还有待后续展开。另一方面，以今日的眼光读来，内藤所秉持的理路不无费解和逻辑跳跃之处[6]。他从学问、伦理、礼仪的角度寻求门阀贵族出现的原因，确实是一种“文化史观”，与后来政治史、官制史转向后的论证方式显然异趣，不少论题后来其实并未得到充分的继承，如两汉皇帝学问水平与皇后出身差异、东汉“学问的中毒”、门阀士族的气节等。因此贵族制的发展之路，实际上也是对内藤学说有选择的扬弃过程。这一扬弃究竟是理所必然呢，还是后来者基于时代变迁而远离了内藤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呢？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应该说，自内藤湖南提出他的这套史学体系后，便成为来日本战前东洋史学界最有力的学说[7]。直到宫崎市定在40年代末写作《東洋的近世》时，印象仍是“将宋代以后作为东洋型的近世，与那之前的东洋型中世相区别，这一学说大概是谁也没有异议的”，可见当时的空气。直到二战结束为止，将内藤学说稳定地向前推进的，是冈崎文夫、宫川尚志和宫崎市定。
冈崎文夫（1888-1950）是内藤的早期弟子。他在1932、1935年连续出版了《魏晋南北朝通史》和《南北朝に於ける社会経済制度》两部专著。其中《通史》是长达七百多页的大书，从后来学者的引述情况看，很可能是日本学界战前唯一出版的六朝专史，其影响力可以想见。后来者包括宇都宫清吉、宫川尚志等都曾回忆到读到此著时的强烈触动。该书分内外两编，内编为对六朝政治史的概说，在当时获得了“绝非烂俗的抄译通鉴辑览之流”，而是“将胸中积蓄知识一气呵成”的赞誉[8]，但就今天的观感而言，这种冲击力已觉薄弱；外编则分为“魏晋文明”、“南朝文明”、“北朝文明”三章，其文明史的姿态与内藤正是一脉相承。宇都宫清吉评论为“以风化之迁移为视点，立足于广泛深邃的历史理解，独到的政治史式的文化史”[9]。其中多方面的内容都是对内藤学说的忠实继承及补强。如后汉为“经术主义”的时代，当时人以产业、家庭、道德三者合一为人生幸福理想，及豪族在道德上的堕落导致此理想社会崩溃，曹操复以法术主义进行纠正等，从个别论题到论说的前后逻辑关联，《通史》都与《中国中古的文化》如出一辙。在这个意义上，冈崎正可以视为是内藤在战前的一个扩音筒。
《社会经济制度》一书则为论文集。上编为地理、经济问题的考论，下编则收入了贵族制研究的多篇论文，论及中正制度、士庶区别、门阀等级等问题。由于内藤并未对贵族制问题撰写过专门的论文，因此冈崎的这些论文称得上是这一领域进行专题论述的开山之作。不过，正如川合安已经指出的，他将贵族制认定为仅限于南朝时期，与内藤所界定的六朝隋唐不同，也基本不被后来的史家所接受；此外，其“学说的根本”是将黄白籍理解为士族、庶民之户籍的区别，但这一解释很快就被增村宏证否[10]。因而冈崎学说在后世并未得到长远的继承。
总体看内藤、冈崎的论说，属于观其大略的宏观归纳，往往是对散点状事象的捕捉连成整体，而鲜见深细的逻辑推演及全面搜罗史料的实证。内藤通过其对史事的敏感把握住了本质，其眼光所及已包含了后来许多论题的萌芽，但作为课堂讲义，还未能避免论述分散的问题[11]。冈崎虽已将内藤的讲义扩充成长篇巨著，但读来这种感觉仍然相当明显。因此这两人可以说同属于这一学说的草创奠基时期。
3、宫川尚志：实证研究突破的天才
接下来跳过第二代，先来谈一谈宫川尚志（1913-2006）。冈崎的《通史》出版之时，正是宫川进入大学的时代，据其自述，其青年时代就是伴随着《通史》成长起来的。宫川师从羽田亨，作为内藤的再传弟子，年纪要比宫崎市定等第二代学者小十多岁，发表六朝研究成果却与之同步甚至更早。其研究后来结集为1956年出版的《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但着手开展则在1943-1950年间。从时间节点上说，他堪称战前-战后阶段铺开六朝史实证研究最突出的学者。1943年，年方三十的宫川已发表了自己第一篇重要的论文《魏晋南朝の寒門、寒人》，此后从六朝思想、宗教、文化史的立场出发，引申至北朝贵族制的研究。其次则转入制度史层面，研究作为文官选拔机制的六朝中正制度和作为武官系统的南北朝军主、队主、戍主。其研究中正制的题旨在于“从文官制度上来证明，赋予六朝时代以特性的一个理念，就在于‘私’的一面覆压在‘公’的一面之上，与‘公’的一面并存的倾向”[12]。对军主等的研究虽然看似只是军事史的单篇论文，但同样是从探讨“武官制度中半公半私的人际关系”视角出发理解六朝募兵制中首领与其部曲私兵的关系。换言之，他是从内藤所论贵族相对于君主[13]的独立性中拈出一“私”字，并将视野扩展到了六朝的各种面向。这种对六朝“私”性的重视，在后来似未见被继承（甚至还出现了谷川道雄那样重视豪族“公”性的相反立场），但今天回看，无疑独具思考的价值。
应该说，宫川尚志是非常具有内在系统性和理论自觉地研究六朝贵族制时代的一位天才型的早期学者（以上成果均在其三十余岁时完成）。其论文形态与冈崎文夫相比，在材料搜罗的完备、论证逻辑的严密上都显著地跃上了一个台阶，已是完全成熟的现代学术成果。其论文中有从内藤、冈崎继承而来的论题，如《六朝贵族社会的生成》探讨贵族社会形成史，与《中国中古的文化》显然一脉相承；《中正制度研究》亦是内藤、冈崎已论及的题目。但同时更多是开创性的探讨，包括对六朝时期的禅让、寒门寒人、都市和村、军制等题目，在今天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他的这一系列基础性的研究，对战后六朝研究应该说有相当重要的先导意义。但他的研究分散为单篇论文，未能像宫崎市定那样发为体系宏大精密的专著；同时或许也由于其长期任职于东海大学，位置较为边缘，似并未得到与其成就相应的重视。虽然凡提及者都对其水准评价很高，但在学术脉络的回顾中却往往无从定位而遭到忽略，这是相当可惜的。
4、宫崎市定：贵族制研究的成熟形态
宫崎市定（1901-1995），作为京都学派战后的主将，可以说是最深地卷入了与历研派的论战中。其对六朝隋唐中世说最大的贡献，被认为是回应历研派的攻击，从土地形态、生产关系、经济发展等分野补强了过于偏重文化史的内藤学说，从而使得内藤历史分期法真正成为了一种周密全面的整体观照。这方面的成果集中见于1950年出版的《東洋的近世》，及其后与历研派论争的诸多论文。《近世》中作为与宋以后情形的对比，已有不少对六朝的论说，但就集中论述六朝贵族制的，则要等到1956年出版的《九品官人法の研究》。此书一出，犹如对战后复兴中的中世史研究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研究由此全面改观。可以说，在56年以后出现的日本任何一种六朝研究著作，都已不可能不受到《九品官人法》的影响。
宫崎市定关于六朝的研究，有一个有趣的时间现象。他早在1935年便发表了著名的《晋武帝の户調式に就て》一文，接下来1942、1946分别撰写了《汉末风俗》和《清谈》，但后两篇基本上是祖述内藤学说，未见有太大新意。除这三篇之外，其他多种论文全是写在60年代，仅有一篇《中国官吏登用法》是发表于1955年。很清楚，这些全都是他写完（或接近完成）《九品官人法研究》，对六朝已了然心胸之后的副产品。在这个意义上说，宫崎作为六朝史家，基本上是一位战后学者。同时也可见出《九品官人法研究》的影响力之巨大，不仅是学界的分水岭，也是他本人认知的分水岭。在那以后，他虽然在时代分期及贵族制学说的骨架上继承师说，但具体讨论的理路已开拓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近世》和《官人法》二书都已有中译本，为学界所熟知，这里就不一一赘言，只提出一点略作追论：《九品官人法研究》的核心，按宫崎本人的说法，就在于解明此法中的所谓品，实有官品与乡品二种，而两者间存在等级性的对应关系，他甚至将此点称为“研究的全部”[14]。官品为曹魏以后历代政府遵行的官僚等级制，而乡品则是中世对人物品级的恒定。选官时，根据乡品给予低四级的官品（例如二品人就给六品官），预期其逐步升进后可达致与乡品一致的等级。
然而这一宣称今天看来却有些吊诡——所谓乡品与官品相差四级的观点，已屡屡被后来学者所批驳否定，证明两者间并无如此稳定的对应关系。照此来看，宫崎在这方面的研究岂不是全盘作废，毫无意义了吗？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宫崎所认定的四级差别确实是无法精确成立的[15]，但这其实根本无关重要（包括他大受学界非议的对九品官人法起源的论述也一样）。要害处在于他首次指出了六朝时期为“人”定品是任官的前提，其“人品”[16]与所出任的官位官职之间是有等级对应关系的。无论细节如何在后续研究中被调整修正，只要认可这一点，我们对六朝官僚体系的认知就必然滑向贵族制的方向，而不可能维持在单纯的国家行政机构层面。因此作者才会如此重视这一原点，将其视为研究的全部价值所在。而这也是这部巨著虽然主体内容研究的全是六朝官制的具体设置，却依然成为贵族制论的支柱性成果，并且作者还要专设长篇的“绪论”“余论”来探讨贵族制的原因所在。
二、历研派大论战：马克思主义vs文化史观
然而这时已面临着时代巨浪的涌起。宫崎所说“没有异议”的状况，二战一旦结束，便发生了潮流的大逆转。二战中被军国主义拖入深渊的日本知识界全面进入反思期，此前已有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蔚然勃兴，学界广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史观和无产阶级斗争史观，依据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社会形态模式，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出发理解历史的方式成为主流。东京历史学研究会（“历研派”）的干将前田直典，于1948年对宫崎市定及另一位京都学派代表者宇都宫清吉发起冲击，从此掀开了京都学派vs东京学派[17]的一场大论战。
就京都学派东洋史学第二、三代的学脉来看，宇都宫清吉（1905-1998）要算是一位相当关键的人物。他一方面成为了论战的直接导火索，另一方面又作为前辈引领了第三代学者“豪族共同体论”的创立。宇都宫清吉最著名的论文，当数在1947年在《东光》第二号上发表的《東洋中世史の領域》一文。在文中，他锐气勃发，以弟子的身份大胆向内藤理论发起冲击，实质上几乎是颠覆了内藤的时代分期理论，而另行提出一套“时代格”理论。在他看来，内藤分期法中所设定的“过渡期”是暧昧无意义的，将时代从一朝代中间切断更是割裂了朝代自身固有的性格。秦汉、六朝和隋唐三大时段分别拥有其自身鲜明的时代格，秦汉是政治性的，六朝是自律性的，而隋唐则兼有政治性与自律性。值得注意的是，他对秦汉时代格的认定，仍然继承了内藤、冈崎所强调的儒教思想与法术主义因素；但对六朝，则是大量使用了“豪族”而非“贵族”来表述这一时期的核心集团[18]，他所谓的自律性，也是指豪族的自律性，亦即豪族相对于国家来说是自主存在的，好比“以庄园作为领土的小国家”；国家反而可视为是一种大豪族的形态，而庶民也是被组织在自律的豪族社会中[19]。这一表述很显然来自内藤对贵族自我认同的理解，而又是后来谷川道雄等提出豪族共同体论的先声。
宇都宫这篇名文中提出的“时代格”概念影响广泛，冲击力巨大。但就反响来说却并不很妙，可以说内外不讨好。励波护给中公文库版《東洋的近世》写的一段解说词，真切地照出了当时的时代氛围：
在《东光》的编辑后记中，竹庵即森鹿三对宇都宫的论文不无危惧地评论道：“在文中，一度被内藤史学否定的王朝亡灵又抬头了。虽然这位新感觉派的学徒应不至于倒退到王朝史的地步，但当他引入拟人的‘时代格’概念时，王朝（至少汉、唐二朝）是作为不可分割的个体来看待的。”而这一评论已有了触发驳论的苗头。
果不其然，积极参与到以马克思主义方法为根基的历史学研究会的重建中、出身于东京大学的前田直典（1915-1949），在《历史》一卷四号（1948.4）上发表了《東洋古代の終末》一文，批判宇都宫说“有使内藤博士的卓越史观变得暧昧不清之虞”。他将时代区分的标准完全置于直接生产者的性质上，批判“京都学派的所谓中世与古代几乎难以区别”，从而结论曰：“在东亚，中国的古代终结于九世纪前后，朝鲜、日本则在十二、三世纪到达了同样的阶段。”提出了新的学说：中国的古代到唐代为止，宋代以后则为中世封建社会之始。
前田于次年病逝，但“中国中世始于宋代”的时代区分论，在1950年的历史学研究会大会上，经由西嶋定生和堀敏一的报告及答疑而确定为体系。当时正值新制高等学校在社会科教育中开始讲授“世界史”，编写教科书的时期，因此大部分的教科书都采用了宋代中世说。宫崎市定的《東洋的近世》正是在1950年，祖述文化史立场的内藤学说，融入自身新收获的社会经济史成果而写下的著作。……《東洋的近世》在发表之初往往是被作为辩难对象来阅读的，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史观业已退潮的今日，立场却完全逆转，毋宁说是成了可以信据的通说，从肯定的态度来引用的了。[20]
前田直典仍然表示了对内藤高度的尊敬，其犀利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宇都宫清吉和宫崎市定而发，而这恰恰透露出贵族论在当时的状态：内藤学说是一种“洞察式”的立论，就算不赞同其观点，也苦于如何下手去攻击；但宫崎和宇都宫开始努力将学说核心扩充转化为精密论证的前期过程中，却就出现了思虑不周的破绽。从这个意义上讲，前田的进攻恰恰从反面促成了贵族论的自我反省，可以说是刺激性的催熟剂。而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也不难见到京都学派贵族制论的曲折处境：首先是从战前六朝学的主体，到50年代一转而变成落后甚至反动学说。历研派的观点，通过东京的历史学研究会大会归纳总结，进入高等学校教科书，而占领了知识传播的主流；京都一方持贵族制立场的论著，则落入下风，“被作为辩难对象来阅读”。而经过大论战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退潮，到该解说词撰写的20世纪晚期，京都学派又再度逆袭成功，上升为“可以信据的通说”了。我们有必要把握住那个时代的这一基本流向，才能对这场战后大论战的双方处境得到了解之同情。
关于这场唐宋变革论论战，亦即唐宋之间究竟是中世与近世的分界，还是古代与中世的分界？学界已有非常多的说明，这里对始末详情就一概从略了[21]。最概括性地来讲，历研派的学说，也经历过前后两期的变化。前期以加藤繁的经济史考证为前提，以前田直典发难为契机，由西嶋定生和堀敏一在1950年的历史学研究会大会上总结定型。这一时期的要点在于：根据“世界史的基本法则”，从土地所有形态和生产关系的标准出发，认定唐代之前为主要以家内奴隶进行生产的时代，从而推导出汉唐间属于“古代”，而非内藤所划分的中世。从而又推得秦汉大帝国与唐宋大帝国并非异质的时代。
但是，这一历史图式中的“奴隶生产形态”后来被众多学者证明为不符合中国汉唐社会实情，将“欧洲史法则”套用于中国史，在历研派内部也遭到批判，于是主将西嶋定生撤回“家内奴隶制”，接受滨口重国的提示，从“皇帝个别人身支配”的角度把握隋唐以前的“古代”，并写出了其代表性的名著《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
如果从六朝贵族制论的视点出发检讨这场论战，应该说六朝并非主战场，而是夹在前后三大战区（汉、唐、宋）之间的被动环节。历研派几位主将，西嶋、堀和滨口都着力于秦汉、隋唐史[22]，而周藤吉之则是专长宋史。六朝几乎总是被作为秦汉的下延、隋唐的上溯、秦汉隋唐之间的逻辑接续关节而被提起。历研派的逻辑几乎是：只要证明了秦汉隋唐是同一历史阶段，夹在中间的六朝自不例外。而宫崎市定与之的争论也更多地以宋代近世说为中心，而不是以六朝为主轴的。从内容上说，历研派一开始采取的“奴隶制生产方式”论，实际上和贵族论也未必有根本的冲突，差别只在于叫“古代”还是叫“中世”而已。但修正以后的“皇帝个别人身支配”论倒真的在理论上与贵族制论形成了对冲，其背后的分歧，即在于是承认贵族作为六朝社会的一个核心阶层，介于皇帝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和作为被统治的庶民之间，有实质性的统合功能；抑或贵族只是皇帝统治体制下作为官僚而服务于国家机器，皇帝对所有个人的人身支配才是六朝社会乃至整个中国前近代社会的本质。从后者的立场出发，就无所谓贵族或所谓中世性，而只有皇权下的官僚制，其时代差异是程度上的变化，而非性质上的不同。应该说，后一种态度是较为接近中国学界主流的。
当然，从今天回看，何谓时代本质也许只是观念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毋宁说在于从不同的观念出发，眼中所见的整体像不同，需要探讨的具体问题乃至方向也就不同。从贵族制论出发，“贵族”阶层的兴起（名士、清流、乡论）、基于贵族门第高低形成的社会等级（“门地二品”与次门、寒门问题）、六朝大庄园制的形态、乡村社会、社会集团间“私”的结合（“门生故吏”、部曲私兵、豪族与自耕农）等问题成为必须解明的对象；而从“国家个别人身支配”论出发，则自然关注皇帝统治方式、法律条文、良贱身份、赋税徭役、工商业发展及农业土地形态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处境已非同昔日的今天，恐怕没有多少学者还会对当年的论战核心提得起兴趣了吧，毋宁说，基于不同立场而带来的具体论题展开，才在今天留下了长久的价值。但这些具体论题，在其创生之初是包含在统一的整体脉络中，各自为了更深远的历史本质问题服务，这一历史语境却是不应被忘记的。
三、第三代：豪族共同体论vs寄生官僚论
1、宇都宫清吉：承先启后的“自律性”与“共同体”视角
如前引文所见，宇都宫《领域》一文不但遭到历研派的进攻，连同为京都学派同人内部也对其时代格理论不无嘲谑警惕。而他本人在日后也加以反省，自感当年的立论“毋宁说使得内藤湖南博士之卓然高见反而后退了”，为了“反省自己狭隘的界定，尽可能复归先生的高见”，他于退官前夕的1969年又写作了《中国古代中世史把握のための一視角》（《把握中国古代中世史之一视角》）[23]一文。因此要理解宇都宫本人的中世贵族论，还是要以《视角》为归结，而不能以《领域》为据，尽管后者在历史上的影响更大。这篇论文更可视为理解第三代贵族论者取向的纲要，值得予以详细评述。
在这篇论文中，宇都宫首先承认了历研派在过去二十年间以“皇帝个别人身支配”来理解秦汉“古代帝国”的正当性（而这也正与他早年论文中所谓的秦汉时代格相应），而后笔锋一转，指出所谓皇帝统治、“一君万民”的视角，实际上是只注意到世界的一极，亦即将皇帝之下的民众都简化为一个个抽象的被统治对象，而无视了其固有的生活状态。接下来，他认为汉代民众的生活形态，是以“三族制家庭”为基本单元[24]，在此基础上形成宗族乡党，构成乡村。“三老”一类的乡官虽然是皇帝统治下的职衔，但却是基于乡民中“长老”对于“子弟”的自律性道德才能成立的。作为其根基的“孝”并非法律强制的结果，而是自律自存的，规制着农业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准则。在宇都宫看来，孔子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正表现出乡村共同社会[25]是自律性的世界，本质上是与律法强权相对立的。——这种看法，显然已经放弃了早年的“时代格”观念，而将自律性视为乡村共同体不分时代，相对于国家权力固有的性质[26]。相对于孔子，墨子则提倡从个人出发，层叠结合上至天子，家族只是若干人结合在一起的“利益社会”集团，而不具备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法家亦将家庭仅视为国家政治机器的最末端。而汉帝国就是这两种“人之关系”的并存。然而，随着武帝独尊儒术，法家式的国家理念又再度被儒家礼教取代。而在乡村当中，优先发展起来的豪族对一般农民占据了优势，于是在与皇帝相对的这一极内部，自行产生了新的关系。乡村的豪族化使汉帝国无法继续贯彻个别人身支配，统治基础崩溃。古代帝国结束，进入门阀贵族时代。
宇都宫将贵族定义为“豪族中历世担任高官显职的特定家门”，其底盘仍是广大的乡村豪族，从而将所谓中世的社会构造划分为①门阀贵族-②豪族-③农民三层。换言之，社会中最高级最中心的金字塔尖是贵族，而在其之下更宽厚的社会基础是“称不上门阀的广阔的豪族世界”，“豪族并不仅仅具有经济上社会上的优势，而且是伦理、艺术、学问性的知识及其实践的核心性的垄断者，在其周边广泛地存在着文化性的外延。他们作为整体，事实上是时代的主角。”从而，他主张也可将这一时代称为“门阀豪族体制”。豪族阶层的雅称——包括自称和他称——就是“士大夫”，与之相对的阶层则蔑称为“庶人”。
不仅如此，宇都宫进一步指出：“这种身份差别，一方面在法律上得到明确区分，同时也逐步被强烈地意识到，最终甚至被断言为‘先天’即存在的。”在这里，可以看到他思考的标准包含了国家统制与社会观念两方面的因素。在官僚问题上，士大夫就拥有这种“先天的”既有权利，其联合体实质上具有官僚的任命权。皇帝的地位是得到一定数量门阀豪族集团的支持，乃至在“天下士大夫”的共同承认基础上才能确立的。极端地说，“对皇帝负责”的官僚制，已经不过是“形存实亡”了。
宇都宫的这篇论文，应该说非常富于抽象理论建构的魅力——当然也有过度抽象化的危险，尤其抽象思辨的问题常常是往一个方向推向极致；此外，豪族是否能简单等同于士大夫也值得商榷。但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帮助我们看到战后学术一转再转的契机：历研派因不满贵族论将重心置于贵族，而强调皇帝统治的一贯性。宇都宫因不满这种偏于国家顶层的单极视角，而要求从民众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固有的“贵族”“豪族”观与这种民众共同体认知结合起来，便自然导向“豪族共同体”构想。这正是一种反动之反动，基于视角上下移动而带来不同的历史形象。
《视角》一文，是为中世史研究会的论文集《中国中世史研究》而写的，而中世史研究会正是以他为长老，以川胜义雄、谷川道雄为中坚，集合了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的新锐学者，引领了六十年代中世史研究的潮流。1948年名古屋大学开设东洋史讲座，宇都宫从京大转任名大教授，1952年谷川道雄赴名大任其助手，其思想与宇都宫之间形成对接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六十年代谷川道雄、川胜义雄提出“豪族共同体论”后，六朝贵族制研究进入了新的时代。
2、谷川、川胜：作为贵族制论变体的豪族共同体论
谷川道雄（1925-2013）和川胜义雄（1922-1984）同为京都学派东洋史学战后一代的中坚，同时也是亲密合作的挚友，其学说是在两人长期讨论中形成的，基本可视为一个整体[27]。如刘俊文先生所言：“一批名古屋大学出身和京都大学出身的中青年学者，在谷川道雄博士的倡导下，集合而成被人称为‘观念派’的‘中国中世史研究会’。他们以‘精神史观’为指针，力图通过探讨六朝隋唐社会的支配者阶层——豪族名望家的文化教养和伦理道德，阐明六朝隋唐贵族制的社会基础，并进而说明中国社会构造的特质……他们的研究立场和结论与宫崎市定等代表的正统京都学派已有明显的差异。”[28]
在宇都宫作为前辈的中世史研究会中，谷川、川胜共同研究提出了“豪族共同体论”。这一理论作为第三代的特色学说，一直到今天还是各种论说的对话基础。下面以综合二人的阐述作一概括：
汉帝国的长期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生产，各地出现了富裕豪族和贫农之间的阶级分化。如果从抽象的社会学概念出发，豪族本质上是有向封建制发展的倾向的，但中国中世的豪族却并未能发展到这种封建割据的状态。这在生态环境上，是由于中国华北地区为森林稀少的开放性地域，干燥平坦，适宜交通，同时又属于“小型灌溉自然降水农耕地带”，主要依靠小规模灌溉和自然降水进行旱地农业，这种生态利于大帝国的建设，而不利于封建国家的发展。而社会阶级上的原因则在于存在强势的自耕农阶层（“乡论”是其力量的反映）。豪族无法迫使自耕农完全成为隶属性的农奴，其自身也就无法成为封建领主，而只能和自耕农一同处在既有阶级差异又互相依存的紧张关系中。而这种农业构造导致的强力规制，就使得豪族无法往武人封建领主的方向发展，而是吸收了文学学问，往文人贵族性的方向发展。其与自耕农之间也就形成“指导与信从的精神性伦理性关系”，或曰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结合，在谷川、川胜史学中就称为“豪族共同体”。而贵族，就是豪族中最有力的部分，他们进入中央，盘踞高位，但基盘仍然在于广大的豪族共同体中。贵族本质上说是依据乡品（亦即共同体舆论）而得以成立的，王朝不过是对其加以承认的机关而已。
关于这一理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加以观察探讨：
1、这一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张广达先生在他那篇名文中曾提及“共同体”是来自德国社会学的概念，“用来表示中国农村社会的不变性质”[29]。这一来源探索是正确的，但基于本义的理解却可能会引起误解，以为豪族共同体理论是在用凝固不变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社会。实际上恰好相反。两位当事人都曾在论文中夫子自道当时的处境。在日本学界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盛行的观念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即相对于欧洲的五阶段演进模式，亚洲别有一种千年不变的社会形态。名噪一时的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发挥，在战后日本也有相当的影响。在这种观念下进行的研究，就是将中国视为凝固不变的对象。而从战后至1950年代，以历史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一派，则是“将欧洲史上的上古、中世纪、近代的递进发展，看作在中国也同样并行的形态，在此前提下，将其标志性的奴隶制、农奴制、资本制生产等普遍范畴应用于中国，也就是引用所谓欧洲式世界史的基本法则来理解中国史发展”。无论是“亚细亚停滞论”还是“五阶段发展史观”，虽然互相抵触，却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口号，在川胜等看来，这些基本法则归根到底还是在欧洲式世界史观中抽取出来的，在应用到中国史自身发展上时无法避免削足适履之弊，今后的研究必须“从中国的社会发展中追求其特殊的、具体的固有理论”[30]。因此，共同体理论实际上是当时日本学界对中国史认识过程中艰辛搏斗，一转再转的思维成果。
2、这个思路的逻辑，很清楚是由《视角》一文所阐发的“贵族—豪族—庶民（农民）”层级构造为支架，吸收了社会科学、经济史观和生态史观而展开的。这种解释框架的提出，背后的语境仍是当时无远弗届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决定论史观。欧洲古代为使用奴隶生产的奴隶制社会，到了中古实行的封建农奴制——恰恰日本的前现代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也是一种封建农奴式的社会——则是以封建领主对农奴的武力统治为特色的。而历研派也好、重田德这样的人民史家也好，都力图将中国汉唐时代也按照这样的图式去理解。“豪族共同论”的意义正在于指出，在中国中古的世界里，既非奴隶亦非农奴的自耕农才是社会构造中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力量[31]。这一点也许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得不值一提，但我们却不能无视川胜、谷川在那个时代氛围下挣扎突围的努力，如侯旭东先生在给谷川道雄的书评中所言：“在40年前追求搬用欧洲的历史模式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学术大环境下，这种呼吁与努力具有扭转乾坤的意义。”[32]
3、豪族共同体论很重要的一点特色在于，重视农村共同体中温情的一面，强调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当时一般观念都是从阶级史观出发看待地方上有权有势的豪族，将其视为农奴（奴隶/佃农）的统治压迫者（这也正是中国学者倍感亲切的看法）。豪族共同体论和历研派的相对立场，恰恰有似于马克斯·韦伯与马克思。谷川、川胜在建立其共同体理论时，不但当时风行的马克思主义、韦伯社会学、和大冢久雄在经济史学上力倡的共同体理论都是其思想资源，而日本史家在此方面的先导作用也不可忽视。如战后日本史泰斗，也是历研派的主将石母田正在其名著《中世世界的形成》中指出，相对于日本武士的封建领主制来说：
在中国共同体内部虽然也存在着阶级分化，产生了地主与佃农，富农与贫农的对立，但是由于共同体关系强烈作用，而呈现出阶级关系模糊不清的特征。比如，同族村落中相互扶助的技能，即富户的救恤、义庄、祭田等制度，使得与宗族成员之间的阶级关系相比，作为同一共同体成员关系被看得更为重要。[33]
可以看到，“豪族共同体”理论的提出，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只是谷川、川胜将其凝练为一套上通下达的学说而已。但是，如果跳出具体论题，不难发现这样的对立思维本身注定是片面的——好比教师与学生间的关系，究竟是压迫管理，还是指导关爱？无论哪一种都不难举出许多例子来加以证明。因此，与其说哪一方的观点是正确的，不如说，谷川、川胜提出豪族共同体论的历史意义，是在当时揭示了阶级史观掩盖下的历史另一面。亦即豪族或贵族不仅仅在政治、经济上居于统治性的优位，在具体的共同体社会中他们也必须成为结构中发挥正面作用的一分子，才能维持此结构的稳定延续，从而保证自身的延续。而这一观念的萌芽，在贵族制论前辈及日本史研究者的论说中亦早已可见。如下引家永三郎对日本贵族的研究中，很重视的一点就是，贵族不仅仅是统治阶级，而且是指导阶级，因为他们手握更先进的文化，更充分的资源，比后进阶级发达得更早更丰富，因此自然居于文化上的优势地位。与贵族同时的平民也好，或者继贵族文化之后兴起的武家文化也好，都是在贵族文化的护荫滋养下成长的。而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中也早就断言：“中世的贵族是政府官员的母胎、文化的中坚，同时也是社会的安定势力。”[34]
4、共同体理论将贵族制、君主官僚制和封建领主制结合起来，将贵族制（或豪族共同体）视为君主专制与封建领主制的中间产物（扬弃状态）。这一思路，如谷川所自言，也是从宫崎市定那里继承来的。宫崎在《東洋的近世》中明言，中世贵族“一方面是豪族，另一方面则是官僚”[35]。在《九品官人法研究》中则指出，三国至唐代间虽然大致可称为贵族制时代：
但也决不能一言以概之，以为凡事都只用贵族制度就能解释透彻。在另一方面，是与之对立的君主权巍然存在，不断地努力摧毁贵族制，要使其变形为纯粹的官僚制。事实上正是这一君主权的存在，使贵族制不得不止于贵族制。如果君主权更微弱一些的话，这个贵族制说不定会成长为更具割据性的封建制度。在当时的社会中确有着看似向封建制推移的倾向。从三国至唐，封建食邑制之不绝如缕，就正透露出这一消息。毋宁说这在本质上是应会出现封建制的社会，却由于君主权的巍然存在，而只能采取了贵族制这一特殊形态。[36]
但实际上如果细究其理路，则宫崎与谷川、川胜两代对“封建制未完成形态”的形成动因寻求解释的方向，却恰好相反。宫崎认为是君主制阻碍了豪族成为真正割据性的封建领主；“豪族共同体论”则认为是小农阶层力量的强大使豪族无法像欧洲领主那样完全支配他们。这种变化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观察重心的下移，理论核心从“朝廷—豪族”转移到了“豪族—自耕农”。在过去，宫崎等早期贵族论者的视域可以说是“皇帝—贵族—豪族”，豪族只是被视为地方上的势力主体、孕育贵族的基盘，居于视野的最下层，却并非探究的主要对象；而到第三代的豪族共同体论，豪族则占据了视野的中心，成为理论成立的基点，其视域转为“小农—豪族—贵族”，其解释方向自然也就难免南辕北辙了。——相对而言，历研派的视域是“皇帝[官僚]—农民/奴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视域限定在“人民群众—地主[皇帝、官僚]”，制度史观的视域则可以说高度集中于“皇帝—官僚”。关于这些视域差异导致的学派对立，我们通过下面的模型可以看得更清楚：
3、“豪族共同体论”vs“寄生官僚论”
京都学派贵族制论第二代的论战对象是以东京为主阵地的历研派，到第三代时，对阵的锋芒则180度转向了西南方。作为历研派成员与其争论历史分期和封建制的重田德，是大阪市立大学的教授[37]。从“门阀寄生官僚论”角度与之对立的，是毕业于广岛文理科大学，任教于长崎大学的矢野主税[38]，以及立场较为折衷的九州大学教授越智重明。这一地理上的转变，饶有趣味。其中尤其具有范式对立意味的，是矢野主税独特的“门阀寄生官僚论”[39]。
如前所述，“豪族共同体论”是谷川、川胜1960年以后共同研究的成果，但两人的研究课题有着明确的分工，川胜以魏晋南朝为主轴，上溯东汉亦即贵族制社会的母胎时期；谷川则主攻北朝史，以探究隋唐帝国的形成机制。因此学说的提出者虽然是谷川，但就传统意义上的六朝史研究而言，继承了以往论说主脉的却应当说是川胜——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与“寄生官僚论”间的论战也主要表现为川胜与矢野的炮火互轰。川胜于1950年发表了《シナ中世貴族政治の成立について》一文，在宇都宫清吉和杨联陞的东汉豪族研究基础上，将魏晋贵族的谱系上溯到汉末清流党人，尤其是颍川、北海两个士大夫集团。矢野则于1958年发表《門閥貴族の系譜試論》，通过统计东汉官僚的贫困生活状况驳斥了东汉官僚豪族说，以及通过统计后汉至魏晋官僚家族的传承情况驳斥川胜说，指出西晋官僚谱系无法上溯到汉末，从而提出在每一时代担任高官的家族乃是由于其与政权紧密合作，从而获取了政治资源，亦即门阀的本质是寄生于王朝官僚体系上的学说。其后，川胜于1970年撰写的长文《貴族社会の成立》中对矢野学说有所回应批判，指出这只是历史过程还原到抽象的一般原则，无法回答六朝时期国家权力和皇帝权威时常处在风雨飘摇中，如何能给贵族门第提供寄生能量的问题。矢野遂又于1972年发表《門閥貴族の系譜試論再説》一文，继续驳斥川胜的贵族制成立史研究[40]，并于1976年出版了“寄生官僚论”的集成之作《门阀社会成立史》。
相对于豪族共同体论的气魄宏大、思辨色彩浓厚（尤以谷川为甚），矢野的学风毋宁是更为实证绵密的，他针对各种具体论证环节及侧面，对前者提出的驳论。例如，对于“贵族植根于豪族共同体”观点，他指出：“我认为门阀贵族的本质说到底是官僚，因此，就算贵族是从豪族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也只有在寄生到了国家权力中以后，其地位才得以长久延续。归根到底，我无法同意他们之处在于，那种把门阀与豪族看作相同性质的东西，认为门阀永远都是得到地方乡党的支持，两者间紧密相连的想法。”[41]可知他并不反对地方上有所谓豪族社会，但在中央朝廷任官的门阀家族与豪族之间能否如此简单地画上等号？确实是谷川等学说的薄弱环节。又如对于豪族共同体内部，谷川等虽然已将视点下移，但对“小农”及“豪族”的理解仍然有抽象的倾向，尤其偏重于“指导、爱护与服从、景仰”这样田园式的美好画面。而矢野则结合宫川尚志及五井直弘的研究指出，东汉魏晋时期的乡里，既有平和共处的一面，也有豪族控制小农，垄断舆论的一面，并且，这种和平实际上本身是阶级的体现：豪族与豪族婚姻交往，排斥劣弱宗族，在对立的豪族和小农内部分别才是和平的[42]。这实际上也就动摇了豪族共同体的“共同”性。矢野的研究实际上包含内容相当丰富，对豪族共同体论各个环节的具体击破，在我看来相当程度上确实具有消解其有效性的功力。但正是由于这些研究多是实证的，针对具体环节作出的，因此我们仍有必要注意一点：哪怕通过这种途径攻破了豪族共同体论的具体论证，也是局限于这一理论，而无法对贵族制论本体造成动摇的。
而正如以往学界对其介绍中所侧重的，其学说中最根本，也最与贵族制论相冲突的一点，就是他坚持认为进入中央官界、把持政治权力的六朝门阀本质上是寄生于皇权的官僚，而不是具有自律性的贵族。而偏偏是这一点，却走向了观念上的对冲，因而也遭到更多的反击。
在将六朝豪族（门阀）视为国家寄生官僚这一点上，矢野与历研派大将堀敏一的立说是很相似的，这或许也会令人产生他们是一派的印象，然而其观点背后的理路却完全不同。堀是站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这一思想模式中，将唐代视为上古秦汉帝国的调整再造（也就是奴隶制的尾声），而秦汉帝国时期，按照西嶋定生的表述，皇帝与大臣间具有类似于豪族与家内奴隶那样的附属关系，那么官僚当然只能是皇权的附属品了。这是典型的历研派思路。
相对而言，矢野所论却并无如此宏大的理论色彩，而是植根于非常微观却在中世史中确实存在的现象。如矢野主税自言，其“寄生官僚论”提出以后十数年间，“遭到许多前贤的痛批”，但他之所以在“满身疮痍”的困境中依然坚持此说，最基本的理由即在于认识到“累世官僚之家多贫困”，以及《南齐书·明帝纪》中“百官年登七十，皆令致仕，并穷困私门”一语[43]。换言之，失去官职及俸禄后的门阀士族无其他经济来源，乃是他这一理论的核心支点所在。
这一观察本身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事实上中国学者如唐长孺、胡宝国等也注意到六朝贵族多穷困的现象。意识到这一点，对“六朝士族都是大庄园主”或“奢侈腐化的剥削者”等既定印象，有很好的纠偏意义。但理论上的一个问题是：贵族是否必定等同于大庄园主、大富豪？失去薪水便陷于贫困的，是否就必定不能是贵族？部分个体在经济上依靠薪水维持，是否就意味着整个集团依附寄生于政府？这在各种贵族社会的通例而言，恐怕是难以成立的。盖欧洲一贯以来即有贫穷贵族，如德瓦尔德所言：“穷贵族一直都有，至少从12世纪以来就存在”，“无论贵族拥有什么社会优越的权利，他们都不一定是其所在社会中最富有的人”，“穷贵族为数众多，构成了贵族阶层成员的绝大多数”[44]；而日本公卿在中世以后更是陷入朝不保夕的悲惨处境，《源氏物语》中就屡屡写到失去朝中有力支持者后陷入生活困境的古代贵族。身份、血缘上的高贵性与获取特权的合法性（现实中当然未必能保障到所有个人），与现实中作为个人谋生的能力原本就不是等价的。不仅集团、阶层全体不宜从个体境遇来判断其性质，对阶层的判断是否应从这样的标准来考虑，本身也是值得商榷的。关于这一点，越智重明曾有过很好的表述——在各种关于贵族制的回顾中，越智重明往往与矢野主税一同被提出来作为寄生官僚论的代表者[45]。然而事实上，越智重明不仅在各种著作、论文中都自题以“贵族制”，声称自己的研究是在宫川、宫崎的基础上发展的，并且对矢野的寄生官僚论有过鲜明的批判：
然而，汉代的天子与官人间的关系，即便说存在着官人层（官僚层），天子须待其支持方能进行统治；又即便说现实中已经出现了世袭性的高官家族，重点在于，基本上官人各自还是有着其个人的出身。此外，所谓乡举里选虽然是儒教在选举方面的一种理想形态，在汉代却并未得到实行。反过来，在魏晋南朝（尤其魏中期以降），天子却采取了根据乡村社会舆论（乡论）来确定官人资格的形式。如果在贵族的政治属性上有这些表现的话，那么就算贵族当中有贫困者，有依靠俸禄来生活者，在本质上也不能说贵族就是寄生官僚吧。更何况，就算是南方的北人贵族，也有许多是利用其政治权力（换言之，利用其作为官人的特权）成为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呢。[46]
就此而言，越智决不能说是矢野的同道，而毋宁说只是贵族制论者中较为强调君主权力的特例。并且他还表示自己对魏晋南朝贵族制的理解，“一方面与宫崎的理解相通，另一方面与谷川的理解相通”[47]。越智所提出的“族门制”学说，将六朝门户分为甲族、次门、后门、三五门等若干等级进行理解，本质上正是宫崎“金字塔式重层社会”观的强化。
和大陆学界一般印象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论战事实上也并未针对六朝贵族制形成真正全面的对冲。矢野对川胜等的驳论实际上主要集中在东汉三国时期，也就是所谓贵族制社会或门阀社会的成立渊源问题。并且，矢野、越智的学说都不像历研派那样，从中国史整体脉络上与内藤分期法相对立，而毋宁说是作为六朝史学者，与京都学派第三代之间的支流性分歧。这一回的论战双方都认可这一时期是门阀社会，名门大族是超越个别王朝的社会力量主体，甚至不排斥使用“贵族”这一基本术语进行讨论（矢野一般使用“门阀”）。争论的核心其实只在于一点：门阀得以成立的根本力量，究竟是其自身抑或皇权。事实上川胜对其的反驳，也主要是从这一基本点对其“思考方式”的抗议[48]，而非具体考证的对抗。如果仅就此点来看，则双方的争论其实不必理解得像一般所说的那么巨大，甚至可以说只是执着于同中之异。互相的差异对其本人的学说来说可能很重要，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日本中世史学界的基本姿态；但从更宽泛的贵族制研究而言，却完全不妨将其都包容进自身领域当中。而从逻辑上讲，当时双方的思维方式都未能避免非此即彼的二元性思维方式，这也许是在时代论战漩涡中难以挣脱的困境吧。
4、贵族制？还是官僚制？
时至今日回顾，当时两次大论战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主要焦点，那就是如何看待皇帝统治及官僚制的问题。对于皇权，如内藤所明言，六朝贵族论的一大视点，就是将皇帝视为贵族制下的一环，强调其在贵族阶级中受到限制的相对弱势，而弱化其作为皇朝统治者的方面。而对于官僚，则如前所言，源于内藤而由第三代显著强化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贵族虽然是表现为官僚的形式，但却是“自律”的，不由皇权决定。面对反方的质疑，川胜义雄的一段话代表了豪族共同体论典型的思维方式，或许对中国学界而言也值得一听：
在重视中国专制主义国家权力的视角中，隐藏着向所谓“亚细亚停滞论”回归的理论陷阱。我们不应把国家权力或皇帝支配作为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去把握，而有必要注意从内部支撑及随着时代的发展使其变化甚至超越的因素。……自然，靠拢某一个政权或与其密切地合作，便能成为高官，反之，疏远或不合作就不能成为高官。这种解释，只不过是提出了一个在人类社会中，不分东西南北，也不论什么时代都适用的普遍而又稳妥的原则。它不是阐明一定时代特殊状况的历史性理解，而只是单纯地向一般原则还原，确实只能算是“抽象的形式的”理解。这种抽象的理解以及满足于这种理解的思维方式，与那个称作“皇帝单方面的统治体制”这种“抽象的形式的概念”的构想，在本质上是共通的。[49]
六朝贵族制论是努力在历经二千年不变的皇帝统治的形式下，寻求到时代变迁的轴心。这一点，我以为无论如何是值得肯定的努力方向。当然，这一问题如果表述为“贵族（豪族）是否具有自律性”，仍很难避免进入到纠缠不休的漩涡中。因为这一集团的根源到底来自皇权还是来自更底层的农业共同体；是作为国家公职的身份更强还是自足独立的色彩更强；皇权对其究竟是决定性的，抑或仅仅是一种“承认机构”，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视角的转换，是基于学者个人学说体系的差异，很容易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何判定一种存在形态及其属性究竟是“贵族”的，还是“官僚”的？也许应该寻求更具有形态上可观察测量的标准。例如宫崎市定在论述北齐北周之别时，就曾在不意间有过很好的概括，他指出，北齐延续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的体制，是接受了魏晋南朝的贵族官制，而北周却有意识地反对贵族制。其区别在于：
北周的官制，将过去的九品改为九命……在九命以下有流外的九秩……但是，北周这个制度的特长在于，虽然称为流外，但并非贵族式的流外。也就是说，九命与九秩之间，并没有门阀的、贵族的流品之贵贱清浊的意味，而只不过是地位的高下，一命以上为士位，九秩为庶人的身份，但其间并无大的隔断。不以门阀取人而以才能任用官吏，这是北周新制的宗旨。[50]
有流品，有贵贱清浊，在背后支撑着这种独特的官僚制现象的，仍然是人的贵贱清浊，这就将制度性的官职和作为贵族的人有机联系在了一起。又如下面还要详细谈到的，家永三郎对日本王朝贵族特征的概括：
这一时代的贵族，从其渊源上来说，不过就是律令时代高级官僚的后身。然而在律令时代的后期，其官僚性已经逐渐稀薄，到了这个时期，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倾向。他们以其尊贵的家系与作为大庄园领主的经济基础为支撑，转化成了居于私性的支配势力之上的存在。当然，为了使其地位公权力化，带有律令制官职仍是有必要的，因此在形式上依然延续了律令机构，但实质上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性质变化。律令时代的贵族在一定程度上仍保持了公性的官僚意识，与此相比，藤原时代的贵族则完全专注于一家一族之事，几乎完全失去了作为国家官僚的自觉。这不能不看作是这一转变的结果。[51]
这与宫川尚志所指出的，六朝时代“私”的一面（私的もの）覆压凌驾在“公”的一面（公的もの）之上，可以说是异曲同工。讨论至此，我们更不由得想起陈亮的名句：“六朝何事？都成门户私计！”[52]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正可以涵盖而不囿于“自律性”之类的提法。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宋代士大夫理想，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明清思想家口号相比，六朝官僚身上“为门户计”、“不顾君父”的色彩之强恐怕是无法否认的。在我个人看来，与“自律性”这一概括力强大却不免空泛、难以捉到实处也易受攻击的范畴相比，从这些方面（当然还可以探索其他侧面）来优先把握“贵族官僚”这一范畴，或许是更为有效的。
注释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07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南朝贵族文学生态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C751050）的成果。初稿在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中古的政治形态——以贵族制为中心” 史学沙龙专场（2016.10.15）上作主题引言报告，承与会专家同仁批评指正，此致感谢。
[2]详尽的叙述已见傅佛果《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陶德民、何英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内藤的一生都密切关注现实，作为当时的“意见领袖”发表了大量言论，而其学说也是有所为而发，并非书斋中的纯粹学者，这一点我们在回顾贵族制论的出发点时，首先应加以特别的注意。
[3]当时译名为《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此据笔者所译《东洋文化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
[4]中译本一并收入《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夏应元选编监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
[5]除中译本外，详尽的复述，可参见福原启郎福原启郎《内藤湖南关于中世贵族形成的思考方式——通过<支那中古的文化>的分析》，胡宝华译，收入日本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内藤湖南的世界》，2005年。
[6]但正如福原启郎已经指出的，内藤学说重要的资源正是中国古代尤其清代学者的论说，包括顾炎武《日知录》、王夫之《读通鉴论》、赵翼《廿二史札记》等，常常成为他理论的直接依据。（《内藤湖南的世界》，页279）而我们今天的论说范式在一定意义上反而是远离这些资源的。
[7]在其之前，影响最大的应数那珂通世、桑原骘藏的时代分期学说，桑原《中等东洋史》甚至影响达于中国，引起傅斯年提出反论。在内藤分期说提出以后，也仍有汉魏六朝至明代作为中世的说法，但“内藤史学着眼于唐宋间的社会变革，逐步获得了认可”（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编《改订增补东洋史辞典》“中国史的时代区分”条）。张广达先生认为内藤提出学说时，“人们既没有措意于他的创建，也没有理会他的历史论域中哪些地方有欠周密”，战前日本学界普遍遵循的是加藤繁的学说，直到战后内藤学说才受到重视（《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页99）。但日本学者自身的看法却大相径庭，谷川道雄就说：“战前六朝史的研究主流是内藤湖南及其学派（即所谓的京都学派），这样说是不过分的。”（《内藤湖南的六朝论及其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胡宝华译，收入《门阀、庄园与政治：中古社会变迁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页73）张说恐怕只是基于资料排比作出的推想。事实上即使就情理而言，假如战前主流就是加藤学说，前田直典又何必特地发难掀起论战，京都学派又有何力量与之对抗？加藤繁关于唐代以前主要劳动者为奴隶的学说，提出于40年代，只不过是前田发难的几年之前，却与内藤学说始创有三十年之久的差距。即使不算内藤后来局限在大学讲堂上的那些讲义，内藤学说最早发表于《支那论》，这却是当时在一般人中影响巨大的一部名作，要说作为战前“意见领袖”之一的内藤的意见在当时竟会无甚影响，恐有远离于时代空气之嫌。当然，在30年代末至45年的战争时期，纯粹的学问世界本身就已淹没在喧嚣中，如谷川道雄所言，这些课题是“在东洋史学界一度销声匿迹了”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译本页124）。
[8]宫崎市定1933年对该书的书评，《宫崎市定全集》卷24，页385。
[9]宇都宫清吉《中国古代中世史研究》，创文社1977年，页351。
[10]川合安《日本的六朝贵族制研究》。
[11]实际上我们如果对内藤湖南本人的表述方式有较整体的把握，便知道他的很多话其实都要还原到整体语境中去，而不能以纯粹严谨的学术逻辑去个别解读推演。在本质上他毕竟是一个具有传统色彩的读书人、思想家、新闻记者，而非以学术论文为生的学位产品。
[12]《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日本学术振兴会1956年，第586页。
[13]日语中，相对于大将军的幕府，天皇朝廷正是被称为“公家”。日本文化中对“公”“私”的这种敏感也有异于中国。
[14]《宫崎市定全集》6《九品官人法研究》自跋，页479.
[15]宫崎的观点也许更应理解为曹魏制定这一政策的初衷，而非后来实行的现实形态，但所谓初衷也只能是一种推断而已。
[16]学界对这一“品”到底应如何称呼争论不休，或曰乡品，或曰资品，或曰中正品，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纠缠于细枝末节。无论如何称呼，这一“品”是系于个人（再由个人反映家族）而非像官品那样系于制度，这个本质是很清楚的。
[17]“历研派”或“东京学派”都是学界的惯称，但正如甘文杰所指出的，战前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东洋史学者，实际上更应称为“东京文献学派”，前后虽有渊源而不可等量齐观。为免混淆，本文尽量使用“历研派”来表述。
[18]当然，将“豪族”这一术语引入魏晋南北朝研究中，也不是自宇都宫始的。如前所述，在内藤的论著中便已见端绪，而冈崎《通史》中则已明确认为“通盘考虑前后两汉的话，在政治上是以全中国，尤其中国北方的豪族群为中心来施行的。所谓豪族群绝非根据家格高低来整然排序的，而只不过是地方上拥有社会势力的人物。”（《魏晋南北朝通史》内编，页464）不过从宇都宫开始至第三代，豪族一语便越来越成为学说的核心范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重心转移的脉络。
[19]宇都宫清吉《东洋中世史的领域》，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通论卷》。
[20]中公文库版《東洋的近世》，1999年，页255-257。
[21]中文世界的介绍，参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及其影响》（收入《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刘俊文《日本的中国史研究（6）·中国史研究的学派与论争（下）》（《文史知识》1992年第7期）、谷川道雄《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动态与特点》（《江汉论坛》2009年第4期）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总论》等。
[22]包括这一时期密切参与到论战中的其他重要学者如增渊龙夫、五井直弘、木村正雄，也都是以秦汉乃至秦汉以前的所谓“古代”中国为其学说的支点而辐射至六朝的。
[24]所谓“三族”，包括父母、妻子、兄弟三要素，亦即当时文献常见的“五口之家”。这一学说来自守屋美都雄，不过守屋后来自己撤回了这一见解，见守屋美都雄《关于汉代家族形态的考察》，收入氏著《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钱杭、杨晓芬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25]共同社会，以及下文的利益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1855-1936）提出的概念，前者指有机地结合为统一体的社会，后者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造成的社会。
[26]不过，在1997年谷川道雄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撰写总论回顾时，却并没有按照《视角》而仍然是以《领域》中的观点来陈述的，是谷川没有领会宇都宫的真意呢，还是他本人的观念更支持《领域》呢，还不好说。
[27]谷川道雄《中国中世共同体的形成》和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已分别有侯旭东、徐冲精辟的书评，此不分别赘述，读者可参看。
[28]刘俊文《日本的中国史研究（7）：中国史研究的学派与论争（续）》，《文史知识》1992年第8期。
[29]《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页98。
[30]川胜义雄《中国中世史における立場と方法》，收入《中国人の歴史意識》，平凡社1986年，页255-256。
[31]刘俊文指出滨口重国在1953年已指出春秋战国至清代中国农村生产力的主题都是一般农民，并且西岛定生的“个别人身支配论”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史研究的学派与论争（续）》）。如此，则重视自耕农并非谷川等的新见。但谷川等在回顾学术史时却未见提及此点，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滨口学说的影响，有待考察。
[32]侯旭东《评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收入《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附录二，商务印书馆2005年，页401。
[33]转引自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中华书局2002年，页5。
[34]中公文库版，1999年，页64。
[36]《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第三编余论之一，东洋史研究会1956年，页528。
[37]重田德认为明末清初才是中国史从古代奴隶制向中世农奴制社会的转折期，是完全宗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这一次论战为时甚短，双方还未来得及交锋几回合，就因重田德于1973年猝逝而告终。故本文不复详述。留下的意义是给川胜义雄提供了充分阐述自己理论的契机，以及促使当时在大阪市立大就读的中村圭尔接受川胜影响，投入了六朝贵族制的研究中。
[38]矢野主税有时也被理解为从属于东京学派，但就我掌握的资料看，无论出身、任职抑或学说脉络，都与东大及历研派看不出有何关系。望了解情况的先达有以教我。
[39]不过矢野主税本人居于长崎一隅，在学术话语及资源上远不能与京大相抗，因此这一论战远不如历研派论战那样铢两悉称、影响深远。矢野更多地表现出孤军奋战的独狼形象。
[40]川胜二文，后收入《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一、第四章。矢野二文则收入《門閥社会成立史》序章及第一章。
[41]矢野主税《门阀社会成立史》，国书刊行会1976年，页375。
[44]参乔纳森·德瓦尔德《欧洲贵族：1400-1800》第一章中“富贵族与穷贵族”一节，姜德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页46-55。
[45]这种印象的形成大约和他早年的论说有关，如谷川道雄、川胜义雄都引用他1962年的论文《魏西晋贵族制论》的表述，将其和矢野主税相提并论作为贵族制论的对立面。
[46]越智重明《魏晋南朝の貴族制》，研文出版1982年，页7。
[48]参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的成立》，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以·六朝隋唐卷》。
[49]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的成立》，《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六朝隋唐卷》，页5。
[50]《九品官人法研究》绪论第十八节，译文据《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第92页。
[51]家永三郎《古代貴族の精神》，《岩波书店日本文学史》古代第二卷，岩波书店1958年。
[52]但谷川的豪族共同体理论视角，反而强调六朝贵族“轻财重义”，化私为公的一面。强调“私”，是针对高等贵族相对国家公权力而言的；强调“公”，则在于乡村共同体中豪族的和衷共济。两者思考方向不同，仍可兼容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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