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鴻森 | 北朝經學史小考（下）

 摘要

南北朝時，南北學風異尚。惟因北朝經學著作，今多不傳，故歷來論述北學，大抵依據《北史‧儒林傳序》相沿成說。本文特就《尚書孔傳》之北傳、北學併於南學之故、北朝之《公羊》學，以及《尚書正義》與二劉義疏之關係等四事，加以檢討：（一）《孔傳》傳行北朝年代，舊有二說，《北齊書》、《北史》以為在北齊武平末；孔穎達《正義》則謂隋初始傳入河朔。此二說俱未確，本文列舉《水經注》等證，論述《孔傳》北魏時即已流播河北。（二）皮錫瑞《經學歷史》認為北朝經學固守鄭、服舊義，學最純正；乃其後竟為南學所併，係因“人情既厭故喜新，學術又以華勝樸”所致。本文則鉤稽史實，認為北朝學術荒疏，實其終為南學所併之主因。（三）皮氏認為《北史‧儒林傳》所言“何休《公羊》大行河北”之說，並非實錄。實則《北史》此說係本之魏收《魏書》。茲據《魏書》傳志參互考證，北魏時何休《注》風行河北，其說宜可信；特北朝學風多三傳兼習，故學者鮮以《公羊》專門名家耳。（四）《尚書正義》一書，論者多言其書除唐人駁正劉炫諸處外，其餘俱本劉炫舊疏。因劉炫《尚書述議》久亡，此一假說迄難斷其然否。今證以日本所存劉炫《孝經述議》殘本，更由本疏推勘，可決《尚書正義》實參用、截取劉炫、劉焯兩家義疏而成，非如劉毓崧、潘重規等所言，專據劉炫一家也。

《尚書正義》與二劉舊疏

唐人《五經正義》多本前代舊疏，各經《正義序》率有明文，《毛詩正義序》云：“其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今奉敕刪定，故據以為本。”[1] 是《毛詩正義》以二劉義疏為本。《禮記正義序》則言：“其為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范〕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阮校：當作“遵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今奉敕刪理，仍據皇氏以為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2] 則《禮記正義》以皇侃《疏》為本，並以熊安生書補其未備。又《左傳正義序》言：“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阿、蘇寬、劉炫。……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為翹楚。……今奉敕刪定，據以為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補焉。”[3] 則《左傳正義》以劉炫《述議》為本，並以沈文阿之說補其疏略。而《尚書正義序》第言：

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今奉明敕，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4]

《尚書正義》，日本弘化四年熊本藩時習館影刻足利學校藏南宋兩浙東路八行本

此序並未明言《尚書正義》據何家義疏刪定，與前述諸經《正義序》獨異。[5] 皮錫瑞《經學歷史》嘗嗤其疏，云：

《尚書‧舜典疏》云：“鞭刑，……大隋造律，方始廢之。”《呂刑疏》云：“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以唐人而稱“大隋”，此沿二劉之明證。是則作奏雖工，葛龔之名未去；建國有制，節度之榜猶存。疏失可嗤，不能為諸儒解矣。[6]

除皮氏所舉二例外，《武成篇》：“罔有敵于我師”，《正義》云：“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隋’，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王言乃稱我也。”[7] 斯亦其比。王鳴盛《蛾術編》卷一“唐人《尚書》等《疏》承襲前人”條謂：“此皆隋儒語也。知孔《疏》多襲取焯、炫，自運者少，所以‘大隋’、‘我大隋’字尚刪未淨，其麤疏如此。”[8] 王氏《尚書後案》卷二十七亦言：“此經《疏》名雖繫孔穎達，其實皆取之顧彪、劉焯、劉炫，三人皆隋人，故未經刪淨處，元文猶有存者。”[9] 此俱以今本《書疏》殘留“大隋”之文，非唐人之語，據此推斷《尚書正義》其書亦沿襲隋代劉炫等三家舊疏之證也。

嘉慶末，劉文淇著《左傳舊疏考正》八卷，枚舉諸例，倡言：《左傳正義》非特以劉炫之書為本，且“唐人所刪定者，僅駁劉炫說百餘條，餘皆光伯《述議》也”。[10] 如其說，則今本《左傳正義》除唐人駁正劉炫之說百餘處外，其餘皆仍劉炫《述議》原本。其後，文淇之子劉毓崧繼撰《周易舊疏考正》、《尚書舊疏考正》各一卷，推闡父說，謂《周易》、《尚書》兩經《正義》，其實亦本前代舊疏。[11] 《尚書舊疏考正》計列三十三事，條陳《正義》沿襲之跡。今細覈其說，除王鳴盛所舉“大隋”之語三事，以及劉毓崧另舉《胤征篇》兩事外，其餘諸例多憑臆測，難以為確據。《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正義》曰：

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云。……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既衰，政由羿耳。

劉毓崧《考正》云：

此《疏》云：“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新唐書‧曆志》引劉光伯之說云：“炫以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二者語意正同。此《疏》必光伯之筆，非唐人之筆也。[12]

又“辰弗集于房”，《正義》曰：

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云云。……房，謂室之房也，故為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即是合，故為合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食可知也。……或以為“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為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歷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

劉毓崧辨之云：

案《新唐書‧曆志》云：“《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為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之宿為文。”與此《疏》之說語意正同。此《疏》蓋亦光伯之筆，唐人削去其姓名，遂攘為己說耳。[13]

如劉氏舉證者，此據《新唐書‧曆志》引劉炫之說，可以證知《胤征‧正義》兩文必出劉炫《述議》無疑。

劉毓崧像

潘重規先生推闡劉氏父子之意，撰《尚書舊疏新考》一文，[14] 認為《尚書正義》實據劉炫《述議》為本，唐人駁正劉炫者無過十之一二，其餘不駁者，悉用劉炫舊疏也。其說略云：

案《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傳》曰：“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正義》曰：“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為始生魄，是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為始死魄，二日為旁死魄。”案此《疏》稱“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者，即謂同於此《疏》“一日為始死魄，二日為近死魄也”。大劉以三日為始死魄，二日為旁死魄，與小劉異。據此，知沖遠作《疏》實依小劉為本，間與大劉、顧氏校其同異。所謂與此異者，即指小劉《疏》而言。不然，此所謂“與小劉同”，小劉果何在也？此足明沖遠作《疏》必以光伯為本。賴此“與小劉同”一語之存，而全書之底蘊盡宣，誠快事也。

若謂沖遠兼取諸家，初無主客，則《正義序》列舉疏人，顧氏先於小劉；此《疏》之說，顧、劉既同，則取顧氏之說已足。或則先列顧氏，校以小劉，於時則序，於辭則順，何謂“顧氏解與小劉同”也？此又足明沖遠所本，必以劉炫為主。……知此則披滯發蘊，全書皆可暢通矣。舉此一條，不獨知《正義》本於隋人，且即本於劉炫矣。

又案《呂刑篇》云：“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傳》曰：“一人有二罪”云云。《疏》曰：“……劉君以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為一人有二罪。……知不然者，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云輕贓亦備？……劉君妄為其說，故今不從。”據此《疏》沖遠駁正劉君，特申其不從之故，又足明其餘不駁者，即用劉君之說矣。

潘氏之說議論駿發，探賾抉隱，奏刀砉然。顧余詳覈潘文所舉諸證，除上引劉毓崧所舉《胤征》二事，及此《武成》一例，可決《尚書正義》必本諸劉炫舊疏無疑。然但據此三例，遽斷《正義》全疏悉以劉炫為本，且謂除孔穎達駁正劉炫諸處外，“其餘不駁者，即用劉君之說”。余按此說尚覺輕斷，即如所舉《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正義》曰：“江南宋元嘉年，皮延宗又作《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臺矣”云云；[15] 又“金作贖刑”，《正義》言：“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云云，[16] 潘氏雖引《隋書‧天文志》、《刑法志》為證，知此所言“今在太史臺”、“今律”云者，皆屬隋事。然此及王鳴盛所舉“大隋”三例，僅可證明《正義》承襲隋人舊疏，卻不足以論斷此《疏》專據劉炫也。因劉炫《尚書述議》久亡，遺說難稽，劉毓崧及潘氏此說果信然否，固難憑臆懸斷。

余考日本故籍惟宗直本《令集解》引《尚書述議》二事，卷九《戶令》引：

《尚書述議》云：“既歷三紀，世反風移。”《注》云：“十二年曰紀。”《議》曰：“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大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17]

檢《畢命篇‧正義》，此《疏》云：

……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18]

疏文與《令集解》所引《述議》全同，則此《疏》為《述議》舊文，斷然可知矣。另《令集解》卷十四《賦役令》引：

《尚書‧旅獒篇》：“大保訓于王曰：嗚乎！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也。”孔安國云云。《述議》曰：“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玄纁錦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19]

檢《旅獒篇‧正義》，其文與此所引《述議》悉同，[20] 惟“玄纁錦紵”，今《正義》“錦”字作“絺”耳，是《正義》此文亦沿襲《述議》無疑。按二劉之書俱名《述議》，[21] 直本所引，雖不記其為炫為焯，然據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但著錄“《尚書述議》廿卷，隋國子助教劉炫撰”，[22] 不載焯書，則日本國舊傳惟炫書耳。《令集解》所引，其為劉炫《述議》固可知矣。

上舉二事，似可證成潘氏之說，以《尚書正義》所據即劉炫《述議》，其未經唐人駁正者，皆劉炫舊疏也。惟此說尚有可疑處，考《呂刑篇》，孔《傳》釋“呂刑”名義云：“〔呂侯〕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正義》曰：

《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為“甫刑曰”，[23] 故《傳》解之：“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為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為〕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為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雖衰”，呂即甫也。[24]

此疏釋孔《傳》之說，以《呂刑》又稱“甫刑”者，乃因呂侯子孫後來改封甫侯故爾。然呂侯子孫改封於甫，史無明文，疏家不過因《崧高》、《揚之水》詩中有“甫”之稱，臆為之說耳。惟如其說，既言呂侯子孫改封於甫，則穆王時固不應有“甫”之名號，[25] 呂侯頒布之刑，自不得預稱為“甫刑”；則稱“甫刑”者，蓋“後人以子孫之國名之”。然《大雅‧崧高》為宣王時之詩，《崧高》既言“生甫及申”，則知宣王以後已改呂為甫矣，何以幽王時史伯復言“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不稱“甫”而仍用“呂”之舊稱？疏家因曲為之說，謂彼乃史伯論四嶽治水云云。詳繹疏文，《正義》因拘守孔《傳》“先封呂侯，後為甫侯”之說，不免隨處疑竇，疏家雖勉為彌縫，終覺左支右絀也。

劉炫別著《孝經述議》五卷，本傳、《隋志》、《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並著於錄，其書宋代以後中土久佚，日本尚存殘本。[26] 今檢《孝經述議》卷二《天子章》“《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述議》曰：

《呂刑》於今文為“甫刑”。孔於《尚書傳》云“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斯不然矣。《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也，已言“惟申及甫”；《外傳》史伯之言，幽王時也，乃云“申呂猶在”，是非先為呂而後為甫也。此“甫”、“呂”之字，古文異文，事經燔書，各信其學，後人不能改正，兩存之耳，非先後異封也。[27]

劉炫駁《尚書》孔《傳》“後為甫侯”之說，認為“呂”、“甫”之字乃“古文異文”耳，非“先後異封”也，其說與《尚書正義》截然而異。設如潘重規先生之說，《尚書正義》皆本劉炫《述議》，則同一劉炫之說，何以自相悖戾如此？

又《呂刑篇‧書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孔《傳》曰：“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正義》云：

《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亦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禮》唯言士之金罰，人（按即“民”字）似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以夏刑為輕，故祖而用之。……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之輕，猶重於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28]

劉炫《孝經述議》則言：

《周禮》職金掌士之金罰、貨罰，則周亦有贖。呂侯不訓周贖而訓夏贖者，周人制刑，重於夏世。於時上失其道，民不堪命，故訓夏刑，所以寬其民，美其事，故《尚書》著其法也。[29]

二者解說呂侯不用周贖而“訓夏贖刑”之故，其說截然而異。《尚書正義》以為：穆王承成、康之後，“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劉炫《孝經述議》則謂：“於時上失其道，民不堪命，故訓夏刑，所以寬其民。”二說枘鑿，較然易知。

按此二例，但釋“呂刑”名義耳，《正義》與劉炫之說已違異若此，然則劉毓崧、潘重規先生言《尚書正義》除唐人駁正劉炫之語外，“其餘不駁者”，皆即劉炫之說，知不然矣。意者，上引《呂刑‧正義》兩文，蓋即劉焯之說，請進而論之。《尚書正義序》論二劉得失云：

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為此也。

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為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30]

據此，知劉焯義疏好“織綜經文，穿鑿孔穴”，“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劉炫嫌其煩雜，就而刪焉；而炫書則“好改張前義（即劉焯之說），義更太略，辭又過華”。然則劉焯猶存北學“深蕪”之本色，劉炫則近於南學之“約簡”矣，此二家義疏神貌之異也。

今觀上舉《正義》疏釋呂侯“訓夏贖刑”之故，先據《周禮》職金職掌，以證周代自有贖刑；周既有贖刑，而呂侯乃訓夏之贖刑者，則因“《周禮》惟言士之金罰，民似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以夏刑為輕，故祖而用之”。實則載籍於夏、周贖刑異同，初無明文，此不過因孔《傳》“從輕”之語敷衍為說耳。既以夏刑為輕，然《周禮》刑數二千五百，《呂刑》五刑之屬三千，其刑數反較《周禮》為多，似與“夏刑為輕”之說不合矣；疏家因更分說《周禮》五刑墨、劓、宮、剕、殺罪各五百，“輕刑少而重刑多”；《呂刑》則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是“輕刑多而重刑少”，故“訓夏贖刑”是改重從輕也。孔《傳》“從輕”之意，既析言明白矣，疏家乃“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逆問：周公既為聖人，當相時制法，何以反使刑罰太重，致穆王需“訓夏贖刑”，改易從輕？疏家因此反復闡述夏法所以為輕、周公制法何以重於夏刑，以及呂侯勸穆王改從夏法之故，以明周公制法“非不善也”。下文更重申呂侯雖能“度時制宜”，然非其才高於周公。云云之說，累累數百言，此非即孔穎達所譏“織綜經文，穿鑿孔穴”、“無義而更生義”、“使教者煩而多惑”者耶？此正北學窮其枝葉“深蕪”之本色。然則上引《呂刑疏》二文，鄙意以為此即劉焯之說，諒非過論。而劉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且“好改張前義”，由上舉《孝經述議》兩文證之，知其說《甫刑》名義，呂侯何以“訓夏贖刑”之故，均改易焯說，義背孔《傳》，故《正義》屏之而采用劉焯之說。

《北史》劉焯本傳云：

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31]

《北史》，明刻本

時論推挹如此。《尚書正義序》亦稱諸家義疏，“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乃今通檢《正義》全書，引用劉焯之說者僅六事，其明引小劉者亦止六事，而引顧彪之說反多達五十事（其餘蔡大寶、巢猗輩之說俱未之取），豈非輕重失衡乎？今考《皋陶謨》：“曰贊贊襄哉”，《正義》言：

王肅云：“贊贊，猶贊奏也。”顧氏云：“襄，上也，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也。”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傳》不訓“襄”為上，已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並以“襄”為因，若必為因，孔《傳》無容不訓。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贊成其辭而言之也。《傳》雖不訓“襄”字，其義當如王說。[32]

又《泰誓上》：“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百姓”，孔《傳》：“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為奢麗。”《正義》云：

侈，亦奢也，謂衣服采飾過於制度，言匱竭民之財力為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以為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33]

此兩疏“二劉”同稱，即劉炫承用焯說之驗也。惟兩《疏》俱以二劉之說非孔《傳》之義，因別據顧彪之說以易之。今通覈《正義》全書引顧彪說各條，其例略可推知。蓋《正義》本參酌二劉而依用之，其二劉之說與《傳》義違背者，則用顧說以易之；二劉之說互異者，或逕為去取，或參酌顧說以定其從違；而二劉義有未盡者，間載顧說以備其義，《正義序》所謂“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也。蓋意在剪裁參合二劉疏義自成一書，故所據二劉之說俱不明著之；其明出大小劉者，非二劉互異較其從違，即二劉與孔《傳》異義，改用顧氏以易之也。

劉焯《疏》義，除《正義》所引六事外，群籍俱未引及，故無法與《正義》逐一比勘。然細加鉤稽，《正義》兼采劉焯之說，亦非全無跡可尋。前引潘重規先生論《武成疏》，據《疏》末有“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為始死魄，二日為旁死魄”之語，因據之推定此《疏》“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以上之文，當為劉炫舊疏，所見甚卓，確不可易。余考《洪範》：“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孔《傳》：“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正義》曰：

《詩》云“獨行煢煢”，是為單，謂無兄弟也。無子曰獨，《王制》文。“高明”與“煢獨”相對，非謂才高，知寵貴之人位望高也。不枉法畏之，即《詩》所謂“不畏強禦”是也。此經皆是據天子，無陵虐煢獨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經據人君；小劉以為據人臣，謬矣。[34]

以《武成疏》例之，此《疏》“顧氏亦以此經據人君”以上之文，當即劉焯說義，“亦”之云者，顧彪之說亦同其說也。蓋劉焯以“此經皆據天子”言，“顧氏亦以此經據人君”，獨“小劉以為據人臣”。此《疏》末既斥小劉為誤，則此一截當為劉焯義疏審矣。即此一端，可知唐人《尚書正義》實參酌、截取二劉義疏依用之，非如劉毓崧、潘重規所言，專據劉炫一家也。

另按《召誥》：“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孔《傳》云：“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正義》云：

句龍能平水土，祀之以為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為地。[35] 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為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為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為后土”，豈句龍為地乎？[36]

此《疏》末稱小劉“以后土為地”云云而駁之，則“小劉”以上之文，當亦原本劉焯義疏固可知也。蓋此以二劉對舉，劉炫以后土為地，[37] 與孔《傳》、劉焯以“后土為社”之說互異，所謂炫“好改張前義”，故《正義》黜之。另檢《武成篇》：“告于皇天后土”，《正義》云：

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言之，與此異也。[38]

按《召誥疏》既言劉炫解《武成》以后土為地，今《武成疏》不見劉炫是說，反以“后土為社”，與小劉異旨，則此《疏》亦據劉焯義疏甚明。合此數證，則《尚書正義》兼用劉焯之說，固無疑義矣。

劉文淇謂《左傳正義》除唐人駁正劉炫之語外，其餘皆原本劉炫舊疏，李慈銘疑其說而未能證其非，惟言“存此一段公案可耳”。[39] 潘重規先生論《尚書正義》，亦據劉文淇之說；今以劉炫《孝經述議》證之，可灼然明斷其非。茲復由本疏推勘，知《尚書正義》實參用二劉義疏，非專據劉炫一家也。

結語

綜上各節所考，可得而言者，約有數端：

一、《尚書孔傳》之北傳，學者多據《北齊書》、《北史》之文，以為在北齊武平末；孔穎達《正義》、皮錫瑞《經學歷史》則謂隋初始傳河朔。今以酈道元《水經注》證之，知孔《傳》北魏時已傳行河朔矣，非武平末費甝《義疏》北傳，北方學者始見孔《傳》也。

二、皮錫瑞謂北朝經學之併於南學，係因“人情既厭故喜新，學術又以華勝樸”所致。今據北朝各史《儒林傳》考之，知北學本身之荒疏實其主因。

三、皮氏疑《北史‧儒林傳》“何休《公羊注》大行河北”之語，為非實錄。實則《北史》此文當本《魏書‧儒林傳序》，今據《魏書》志傳證之，其說應可信也。特當時學風不尚墨守，學者多三傳兼習，故鮮以《公羊》專門名家耳。

四、《尚書正義》一書，論者謂其書除唐人駁正劉炫諸處外，其餘皆本劉炫舊疏。因劉炫《尚書述議》久亡，此一推論迄難斷其然否。今證以日本所存劉炫《孝經述議》殘本，更由本疏推勘，可決此《疏》實參酌二劉義疏而依用之，非專據劉炫一家之學也。

 

注釋： 

[1] 《毛詩注疏》，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卷首，頁1－2。

[2] 《禮記注疏》，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卷首，頁3。

[3] 《春秋左傳注疏》，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卷首，頁2－4。

[4] 《尚書注疏》，卷首，頁2－3。

[5]　按《尚書正義序》與《毛詩》、《禮記》、《左傳》三經《正義序》，撰人應非一手。知者，三序稱諸家舊疏，並言“其為義疏者”云云，此序獨稱“正義”；三序言“今奉敕刪定”，此序則言“今奉明敕，考定是非”，其用語不同；而三序俱明著所本舊疏，惟《尚書正義序》獨不然。

[6]　皮錫瑞《經學歷史》，頁198。

[7] 《尚書注疏》，卷十一，頁24。

[8]　王鳴盛《蛾術編》，卷一，頁19。

[9]　王鳴盛《尚書後案》，《清經解》，卷四三〇，頁33。又，洪頤煊《讀書叢錄》“《五經正義》用舊疏”條，其說略同（光緒十三年，吳氏醉六堂重刊本，卷八，頁15－16），茲不具錄。

[10]　劉文淇《左傳舊疏考正》，《清經解續編》本，卷首《自序》。

[11]　見《清經解續編》，卷一三四五、一三四六。

[12] 《尚書注疏》，卷七，頁9；劉毓崧《尚書舊疏考正》，《清經解續編》，卷一三四六，頁15。

[13] 《尚書注疏》，卷七，頁10；又《尚書舊疏考正》，頁16。

[14]　潘重規《尚書舊疏新考》，1956年，《學術季刊》4卷第3期，頁1－10。

[15] 《尚書注疏》，卷三，頁7。按“太史臺”，“臺”字原誤作“書”，茲從阮氏《校勘記》改。

[16]　同上注，卷三，頁16。

[17] 〔日本〕惟宗直本纂《令集解》，1924年，東京：國書刊行會排印本，頁306。

[18] 《尚書注疏》，卷十九，頁7。

[19] 《令集解》，頁469。

[20] 《尚書注疏》，卷十三，頁2。

[21] 《北史》、《隋書》劉焯本傳，並言劉焯著《五經述議》行於世。其書《隋志》不載，《新唐志》著錄劉焯《尚書義疏》三十卷（按《舊唐書》作二十卷，“三”字疑誤）；而《劉炫傳》則言炫著《尚書述議》二十卷，《隋志》作“述義”。

[22] 〔日本〕藤原佐世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古逸叢書》本，頁3。

[23]　按王鳴盛《尚書後案》卷二十七云：“《孝經》引‘一人有慶’二句；《禮記》引‘苗民匪用命’二句，又引‘一人有慶’二句，又引‘播刑之迪’句，又引‘敬忌’句，又引‘德威’二句，皆作‘甫刑’。”（《清經解》，卷四三〇，頁1）

[24] 《尚書注疏》，卷十九，頁17。

[25]　按《史記‧周本紀》云：“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亦以“呂侯”為“甫侯”。

[26]　劉炫《孝經述議》，中土久亡。1942年，日本學者武內義雄教授，時任國寶調查委員，於訪查舟橋清賢家所藏先代故籍時，發現《述議》古寫殘卷，存卷一、卷四兩卷。其餘所闕三卷，林秀一復就日本舊籍過錄之《述議》遺文，蒐輯排比，纂為《孝經述議復原に關する研究》一書，《孝經述議》舊貌，居然可見。

[27]　林秀一《孝經述議復原に關する研究》，1953年，東京：文求堂書店，頁230。

[28] 《尚書注疏》，卷十九，頁16－17。

[29]　林秀一《孝經述議復原に關する研究》，頁231。

[30] 《尚書注疏》，卷首，頁3。

[31] 《北史》，頁2763。

[32] 《尚書注疏》，卷四，頁24。

[33]　同上注，卷十一，頁5。

[34] 《尚書注疏》，卷十二，頁13。

[35]　按《武成篇》：“告于皇天后土”，孔《傳》：“后土，社也。”（《尚書注疏》，卷十之一，頁22）此云“孔以后土為地”，“地”字當作“社”，阮元《校勘記》失校。

[36]　同上注，卷十五，頁4。按孔《傳》“周祖社稷”，“祖”字原誤“祀”，從阮《校》改。

[37]　劉炫《孝經述議》卷二云：“社稷之義，《傳》無明解。許慎《五經異義》載《古春秋左氏說》：社祭句龍，稷祭柱棄。《今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鄭玄以為社者，五土之總神，稷為百穀之總神，其祭必用先王之官善於其事而死者配之。言句龍、后稷配食而已，其神非獨祭句龍、后稷也。案《周禮》之重社稷，與郊天略同。大宗伯職曰：‘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若是句龍之徒，不當在五岳先也。王者左宗廟，右社稷，若是古之人臣，不得與宗廟等也。《郊特牲》曰：‘社者，神地之道’、‘祭土而主陰氣’，據祭土、神地之言，則鄭玄以社為土神，近得其實。漢世為古學者，皆未見孔《傳》。《古文尚書‧武成篇》云云，孔《傳》云：‘后土，社也。’其文‘后土’與‘皇天’相配，孔以后土為社，則孔以社為土神，義如鄭說。《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孔《傳》云：‘湯革命創制，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彼欲遷者，遷配食社者，故以句龍解之，不謂社稷非土穀神也。《召誥》孔《傳》云：‘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九土，祀以為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亦指解配食者也。”（林秀一《述議復原》，頁236）此劉炫說“社稷”之義也，舊不詳其說，茲悉引之以備考。據此文，則劉炫用鄭玄及《孝經》今文家說，以社為土神，稷為穀神，而以句龍、后稷為配食者，並謂孔《傳》解“后土”為社，即以社為土神，說與《正義》所據劉焯之說全異。

[38] 《尚書注疏》，卷十之一，頁22。

[39]  李慈銘著，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1963年，北京：中華書局，頁130。余考《令集解》卷十一《戶令》引“杜預注《左傳》曰：‘并畔為疇也。’劉炫云：‘田中之高地，種瓜豆之地也。’”（頁352）此並引杜《注》及劉炫之說，蓋節引小劉《左傳述議》也。按杜預此《注》見襄公三十年，然《正義》不見劉炫此說，即此一例，可見唐人於南北朝舊疏自有裁剪去取，非盡如劉文淇所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