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鴻森 | 北朝經學史小考（上）

 摘要

南北朝時，南北學風異尚。惟因北朝經學著作，今多不傳，故歷來論述北學，大抵依據《北史‧儒林傳序》相沿成說。本文特就《尚書孔傳》之北傳、北學併於南學之故、北朝之《公羊》學，以及《尚書正義》與二劉義疏之關係等四事，加以檢討：（一）《孔傳》傳行北朝年代，舊有二說，《北齊書》、《北史》以為在北齊武平末；孔穎達《正義》則謂隋初始傳入河朔。此二說俱未確，本文列舉《水經注》等證，論述《孔傳》北魏時即已流播河北。（二）皮錫瑞《經學歷史》認為北朝經學固守鄭、服舊義，學最純正；乃其後竟為南學所併，係因“人情既厭故喜新，學術又以華勝樸”所致。本文則鉤稽史實，認為北朝學術荒疏，實其終為南學所併之主因。（三）皮氏認為《北史‧儒林傳》所言“何休《公羊》大行河北”之說，並非實錄。實則《北史》此說係本之魏收《魏書》。茲據《魏書》傳志參互考證，北魏時何休《注》風行河北，其說宜可信；特北朝學風多三傳兼習，故學者鮮以《公羊》專門名家耳。（四）《尚書正義》一書，論者多言其書除唐人駁正劉炫諸處外，其餘俱本劉炫舊疏。因劉炫《尚書述議》久亡，此一假說迄難斷其然否。今證以日本所存劉炫《孝經述議》殘本，更由本疏推勘，可決《尚書正義》實參用、截取劉炫、劉焯兩家義疏而成，非如劉毓崧、潘重規等所言，專據劉炫一家也。

南北朝時，江左、河洛學風異尚，《北史‧儒林傳‧序》固有明文記之：

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1]

此南、北學分立異趣之大較也。顧北朝經學著述，今多不傳，故歷來對北學之發展及其經說得失，鮮有深論及之者。頃閱皮錫瑞《經學歷史》，見其論述北朝經學，時有可議。本文擬就《尚書孔傳》之北傳、北學之併入南學、北朝《公羊》學，以及《尚書正義》與二劉《述議》之關係等四事，略加考論，以俟經學史研究者論定焉。

《尚書孔傳》之北傳

《尚書孔傳》之北傳，舊有二說。《北齊書‧儒林傳》云：

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總，[2] 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及李鉉、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河間劉光伯（炫）、信都劉士元（焯）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3]

《北史‧儒林傳》文同。[4] 歷來學者多據《北齊書》及《北史》之文，以為北朝所傳《尚書》，為鄭玄《注》本；迄北齊武平末，劉炫、劉焯得費甝所著《尚書義疏》，由是古文孔《傳》始見知於北方學者。按費甝諸史無傳，《隋書‧經籍志》著錄“《尚書義疏》十卷，梁國子助教費甝撰”，[5]《經典釋文‧序錄》亦言“梁國子助教江夏費甝作《義疏》，行於世”。[6] 知費氏《義疏》本屬南學，其書疏釋者為孔《傳》古文本，故學者多謂北學孔《傳》之傳，始於二劉。近劉起釪《尚書學史》亦據此而言：“北魏、北齊皆不知有偽孔安國《古文尚書》，直到北齊之末，其學者劉炫、劉焯，得到南朝學者費甝撰的《尚書義疏》，才將偽《古文尚書》傳到北朝。”[7] 此以孔《傳》北傳在北齊武平末。

孔穎達《尚書正義‧序》則言：古文孔《傳》“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8] 皮錫瑞《經學歷史》亦云：“及隋并陳，褚暉、顧彪、魯世達、張沖，皆以南人見重於煬帝。南方書籍如費甝《義疏》之類，亦流入北方。”[9] 此則以孔《傳》傳於河朔，事在隋初。

今夷考之，二說俱非其實。按北魏酈道元著《水經注》，其書屢屢引述孔《傳》之說以釋地：

一、《河水篇》：“又南過蒲阪縣西。”酈《注》：“《尚書》所謂‘釐降二女于媯汭’也，孔安國曰：‘居媯水之內。’”所引見《堯典》孔《傳》。[10]

二、又“又東，過大陽縣南。”酈《注》：“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之為聖人窟。孔安國《傳》：‘傅說隱于虞、虢之間’，即此處也。”按《說命篇》：“說築傅巖之野”，孔《傳》：“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11] 與酈《注》所引者文字微異，蓋寫本傳鈔源流不一耳。

三、又“東過成皋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酈《注》：“孔安國以為‘再成曰伾’。亦或以為地名，非也。《尚書‧禹貢》曰‘過洛汭，至大伾’者也。”按此及以下各條所引，並出《禹貢》孔《傳》。[12]

四、《濟水篇》：“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為沇水。”酈《注》：“孔安國曰：泉源為沇，流去為濟。”孔《傳》文見導沇水注。[13]

五、又“東出，過滎澤北。”酈《注》：“《尚書》曰：‘滎波既瀦’，孔安國曰：滎澤波水已成遏瀦。”[14]

六、《濁漳水篇》：“又東北過斥漳縣南。”酈《注》：“《尚書》所謂‘覃懷厎績，至于衡漳’者也。孔安國曰：衡，橫也，言漳水橫流也。”按《注疏》各本此《傳》作“漳水橫流入河”，無首“衡，橫也”句。[15] 《太平御覽》卷六十四引孔《傳》，與酈氏正同。[16]

七、《澗水篇》：“東南入于洛。”酈《注》：“孔安國曰：澗水出黽池山。”此引“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注。[17]

八、《穀水篇》：“穀水出弘農黽池縣南墦冢林、穀陽谷。”酈《注》：“穀水又東，左會北溪，溪水北出黽池山，東南流，注於穀，疑即孔安國所謂澗水也。”此亦據“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注。[18]

九、《漆水篇》：“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酈《注》：“孔安國曰：漆沮，一水名，亦曰洛水也。”此見導渭“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注。[19]

十、《漾水篇》：“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酈《注》：“孔安國曰：泉始出為漾。”此據“嶓冢導漾”注。[20]

十一、《沔水篇》：“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口。”酈《注》：“《尚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孔安國曰：漾水東流為沔。”[21]

十二、《禹貢山水澤地所在》：“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酈《注》：“孔安國曰：共為雌雄。”此見“導渭自鳥鼠同穴”注。[22]

十三、又“三澨地在南郡邔縣北沱。”酈《注》：“《尚書》曰：‘導漢水，過三澨。’《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山阪。’故馬融、鄭玄、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為三澨，水名也。”此見導漾“過三澨”注。[23]

考酈道元《水經注》引《尚書孔傳》凡十三事。此外，亦有其文雖未明引孔《傳》，然所據實出偽孔古文本。《濟水篇》：“又東北過盧縣北”，酈《注》云：

〔歷城縣故城〕城南對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謂之舜井，抑亦茅山禹井之比矣。《書》舜耕歷山，亦云在此。[24]

按《尚書‧大禹謨》：“帝初耕于歷山，[25] 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孔《傳》：“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云云，[26] 酈《注》所言“《書》舜耕歷山”者指此，所據《大禹謨》正偽孔古文本。又，《淇水篇》酈《注》云：

〔淇水〕又屈逕頓丘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為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27]

此則酈氏參合偽孔本《五子之歌》及《逸周書‧嘗麥篇》等為說也。此外，又有酈《注》雖不引偽孔經、傳，然實本孔《傳》為說者。《泗水篇》酈《注》：“菏水，即泲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澤也。”楊守敬《疏》云：

《禹貢》導川之“至于菏”，即豫州之菏澤。《漢志》：“菏澤在定陶東”，又云：“湖陵菏水在南。”《說文》：“菏澤水在湖陵。”以菏水為菏澤所出之水。傅寅《禹貢集解》謂在定陶者其澤，在湖陵者其流，是也。乃孔《傳》釋“至于菏”，曰：“菏澤之水”，謂菏澤在湖陵，誤矣。酈氏《濟水篇》以胡陵入泗為澤水所鍾，此亦云“菏水即泲水所苞注以成湖澤”，殆惑於孔《傳》澤在湖陵之說，如胡渭所譏也。[28]

酈《注》此雖未明引孔《傳》，然如楊守敬所論者，其說蓋因孔《傳》而誤也。

凡此，並酈《注》援據偽孔經傳之可確考者。其引文散見《水經》全書各卷，尋繹上下文意，絕非後人所竄入者，是《尚書孔傳》酈道元既已見之，且再三引之矣。按《水經注》成書年代，諸說不一，[29] 然道元卒於北魏孝昌三年（527），則北魏時孔《傳》固已傳行河朔，初不待費氏《義疏》北傳而後河洛學者始知《孔傳》也。

復考《魏書‧房法壽傳》，言房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其言該典，今行於時”。史傳載錄其說之“切於世教者”若干事，其一云：

問《尚書‧胤征》：羲和詰其罪，乃季秋月朔，辰弗合於房。曰：衡紀不移，日月有度。……是以爰命羲和，升準徂節，使晷數應時，火流協運。……[30]

按此所謂“羲和詰其罪”云云，見於偽孔《胤征篇》。[31] 史載房景先卒於北魏神龜元年（518），然則北魏時古文孔《傳》既已流播河朔，此亦可為旁證。今繹史文云：“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蓋北朝時北齊學術最為凋弊（詳下），故民間鮮見孔氏注解，非謂北齊武平末孔《傳》始傳入河北也。至孔穎達稱《孔傳》“隋初始流河朔”，尤考之不審，斯其疏矣。

北學之並入南學

皮錫瑞《經學歷史》曾論：“北學勝於南者，由於北人俗尚樸純，未染清言之風、浮華之習，故能專宗鄭（玄）、服（虔），不為偽孔、王（弼）、杜（預）所惑，此北學所以純正勝南也。”[32] 皮氏因此深慨乎隋唐時北學竟為南學所併，蓋由“北人篤守漢學，本近質樸；而南人善談名理，增飾華詞，表裏可觀，雅俗共賞。故雖以亡國之餘，足以轉移一時風氣，使北人舍舊而從之”。而“人情既厭故喜新，學術又以華勝樸”，故當時北人之於南學，有如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所習而學焉。[33]

皮氏認為北人“俗尚純樸，未染清言之風”，因舉李業興對梁武帝言“素不玄學，何敢仰酬”之語，作為“北重經學不雜玄學之明證”。[34] 惟今考之，其說實不盡然。按北朝學術以北魏為最盛，魏時雖似獎勸儒學，實則儒、釋、道三教和合並行。如《魏書‧儒林傳》載太祖拓跋珪初定中原，“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而《釋老志》則言太祖“好黃老，頗覽佛經”。[35] 其後太宗拓跋嗣繼位，“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然“遵太祖之業，亦好黃老，又崇佛法”。[36] 獻文帝拓跋弘雖極力普及地方儒學教育，“詔立鄉學，郡置博士、助教”；“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然亦“覽諸經論，好老莊。每引諸沙門及能談玄之士，與論理要”。[37] 而孝文帝則“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善談莊老，尤精釋義”。[38] 可見北魏諸帝並雅好老莊，崇信佛法，上行下效，故《魏書》特立《釋老志》，為諸史所未有，足覘一代風氣矣。

另據《魏書‧程駿傳》載駿語：“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可以經世。駿意以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獻文帝因“屢引駿與論《易》、《老》之義”。[39] 又《盧玄傳》載盧元明“性好玄理，作《史子新論》數十篇”，[40] 則北魏學者非不言老莊玄虛。另如《北齊書‧杜弼傳》云：“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詔答云：‘卿才思優洽，業尚通遠，息棲儒門，馳騁玄肆’云云”；“又注《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名《新注義苑》，並行於世”。[41] 而《周書‧儒林傳》載：盧光“精於《三禮》，……又好玄言。……撰《道德經章句》，行於世”；又言沈重“學業該博，為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靡不畢綜”。[42]《北史‧儒林傳》載何妥撰《周易講疏》三卷、《莊子義疏》四卷，[43] 則北朝經學者未嘗不雜染玄言，史籍固歷歷可考。特諸儒之書今皆不傳，無法一一取徵耳。皮氏但援李業興一例為說，未免偏據。

至皮錫瑞認為：北學“篤守漢學”、“能專宗鄭、服”，故“以純正勝南學”。今夷考之，此說亦非其實。按北朝經學亦頗參用南學，非必如皮氏所言，專宗鄭、服，篤守漢人舊義也。如《尚書》孔《傳》，酈道元《水經注》頗引之以說地；[44] 齊隋間大儒劉炫、劉焯更據孔《傳》，各撰《述議》，發揮孔《傳》，為唐人《正義》之所本（說詳下），此北學《尚書》參用孔《傳》之例也。

《周易》王弼《注》，則《北齊書‧儒林傳》明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周易》。”[45] 是北朝儒生固多肄習王弼《注》者。

而北朝學者傳習《左傳》杜《注》者尤廣，《魏書‧儒林傳》言：“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劉義隆世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梁越以下，傳受講說者甚眾。”[46] 另《賈思伯傳》載：太保崔光疾甚，表薦思伯為侍講，“思伯遂入授肅宗杜氏《春秋》”；其弟思同，後亦為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47] 則杜《注》固由齊地而洛陽，更傳諸帝室矣。《賈思同傳》末記：

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為服氏之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至今未能裁正焉。[48]

此尤見北魏講授《左傳》杜《注》者實繁有徒，不其一人。又，張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49] 酈道元《水經注》尤多引杜《注》以說地，[50] 是北魏時服《注》原未專行。《北齊書‧儒林傳》亦言“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注》”、“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元凱所注”。[51] 凡此，可知《左傳》杜《注》固久已流播河朔。

《三國志·魏書》，南宋刊本

綜上所述，則皮錫瑞謂北學“能專宗鄭、服，不為偽孔、王、杜所惑”云云，此皮氏個人之信念耳，非史實也。《隋書‧經籍志》於《易》言：“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於《書》則言：“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於《春秋》言：“至隋，杜氏盛行。”[52] 浸潤之漸，北學之併於南學，有自然矣。

抑北學之併入南學，亦自有故。按《魏書‧儒林傳》言：“張吾貴與〔劉〕獻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諸生疑滯，咸決於獻之；而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然所標宗旨，頗異舊義”。[53] 據此，則劉獻之說經多自標新義，固非“專宗鄭、服”漢學者。而《張吾貴傳》則言：“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為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其生徒私下竊語張生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即詣劉蘭問之，“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辯能飾非，好為詭說”。[54]《劉蘭傳》亦言：“張吾貴以聰辨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55] 按劉、張當時推為一代儒宗者，而獻之經說“頗異舊義”，吾貴“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觀此，則北學雖號“宗尚鄭、服”，亦奚以為？抑吾貴於《禮》、《易》，“覽讀一遍，便即別構戶牖”；讀《左傳》一月，即自創義例，敷說無窮，其空疏亦云甚矣。

北朝學者徐遵明最稱名儒，《魏書》本傳云：“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北齊諸經之傳，除《詩經》傳自劉獻之外，自餘多出徐遵明門下。[56] 而遵明本傳載渠受學情形云：

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57]

而《北齊書‧儒林傳‧序》則言：“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粗習也。”[60] 此諸家者，皆北齊名儒，乃於專門之業，“亦皆粗習”而已。又《周書‧儒林傳》載：樊深為博士，“經學通贍，每解書，嘗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皆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61] 皮錫瑞謂“北人篤守漢學”，乃北周儒生於漢、魏以來諸家舊義，多未能曉悟，僅能拘守一先生之言。

繹此諸事例，知北朝經學所以併入南學者，北學本身之荒疏實其主因。此義前人未經道及，今特表出之。

北朝《公羊》學

《北史‧儒林傳》言：

漢世鄭玄並為眾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62]

皮錫瑞《經學歷史》非其說云：

據《北史》，河、洛主服氏《左傳》外，不聞更有何氏《公羊》，且云“《公羊》、《穀梁》，多不措意”。《儒林傳》載習《公羊春秋》者，止有梁祚一人；而劉蘭且排毀《公羊》，則此所云“《公羊》大行”，似非實錄。[63]

皮氏《經學通論》亦持此說，[64] 按此說實非，此皮氏疏於考證耳。今味史文“大行河北”之語，本合鄭、服兩家言之，猶言河北所行群經注解，鄭玄、服虔、何休三家所注，視他家尤盛耳。《北史‧儒林傳》“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之語，當本諸魏收《魏書‧儒林傳‧序》，[65] 魏收（506－572）身歷北魏、東魏、北齊三代，其說必非無據。今以《魏書》考之，何休《公羊》行於河北，尚有跡可尋也：

一、房景先撰《五經疑問》百餘篇，史傳錄其說十四事，中有論《公羊傳》“王者之後郊天”云云一條。[66]

二、《高允傳》載允“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著有《公羊釋》、《議何鄭膏肓事》諸書。[67]

三、《劉芳傳》載芳著《何休所注公羊音》一卷，[68] 是必其時河朔所傳《公羊》多何休《注》本，故劉芳特為其書作音也。

四、《良吏‧竇瑗傳》載瑗上表論事，引《公羊》為說：“《公羊傳》：‘君殺，子不言即位，隱之也。’期而中練，父憂少衰，始念於母，略書‘夫人遜於齊’。是內諱出奔，猶為罪文”云云，[69] 此處引文，見《公羊》莊公元年《傳》。

五、《禮志二》載景明二年六月，秘書丞孫惠蔚上言，引“《春秋公羊》魯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云云。”[70] 此朝廷議大禮，孫惠蔚依據何休《公羊》，論禘祫之義也。

六、又神龜初，侍中、太傅王懌上議，討論廟制，引“《公羊傳》：‘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為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71] 此據《公羊》昭十五年《傳》及何休《注》，以駁太學博士王延業、博士盧觀據許慎、鄭玄之說，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也。

七、酈道元《水經注》亦多引《公羊》為說，《河水四》注云：“河北對茅城，故茅亭，茅戎邑也。《公羊》曰：晉敗之大陽者也。”又《河水五》注云：“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墟之左右多陷城，《公羊》曰：襲邑也。說曰：襲，陷矣。”又《濟水二》注云：“菏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為濟上邑也。”又《淄水注》引“《春秋》魯莊公三年‘紀季以酅入齊’，《公羊傳》曰：‘季者何？紀侯弟也。賢其服罪，請酅以奉五祀。’”並其例也。證以《穀水注》引“《公羊》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72] 知酈氏所據亦何休《公羊注》也。

據上所引，則《魏書》、《北史》兩《儒林傳》言何休《公羊傳》，與服虔、鄭玄諸注“大行於河北”，說宜可據。現傳徐彥《公羊傳疏》，近今學者考定其書實為北朝舊疏，[73] 此《疏》專為何休《注》疏通證釋，此亦北朝專行何《注》之一證也。洎唐李百藥撰《北齊書‧儒林傳序》，始言“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措懷”，[74]《北史‧儒林傳》沿仍其說耳。[75] 蓋北齊“立國本淺，文宣以後，綱紀廢弛，兵事俶擾”，[76] 學術最為凋弊，史載當時“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其州郡雖亦立學，“學生俱差逼充員，……墳籍固不關懷”。[77] 然則北齊時《公》、《穀》二傳，“儒者多不措懷”，原不足為異。此時移世變，學術有隆降耳，故《魏書》言鄭玄《尚書》大行於河北，而《北齊書》則言“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78] 其例正同。皮氏未考時勢變遷，未免讀史疏略也。

《春秋公羊傳注疏》，元刻明修本

至皮氏謂“《北史‧儒林傳》載習《公羊春秋》者，止梁祚一人”，此亦不然。按《魏書‧儒林傳》言梁祚“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既常以《公羊》教授，當必有從學者，一也。《劉蘭傳》載蘭治《左傳》，“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79] 則當時固有明習三傳不尚墨守者，故劉蘭排毀《公羊》，反為世所譏，二也。更考北朝諸史，梁祚而外，《魏書‧辛紹先傳》載辛子馥“以《三傳》經同說異，遂總為一部，傳注並出，校比短長”；[80] 又《儒林傳》載劉獻之著《三傳略例》；孫惠蔚“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81]《逸士傳》載李謐“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82]《北齊書‧儒林傳》載李鉉撰《三傳異同》；張雕虎“徧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百數”；孫靈暉“《三禮》及《三傳》皆通宗旨”。[83] 又刁柔上議，論五等爵邑承襲，據“《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論承襲者無嫡子，則立嫡孫；無嫡孫者，當立嫡曾孫，不應立嫡子弟。刁氏所引“嫡子有孫而死”三句，正何休《公羊》隱公元年注語。[84] 又《周書‧儒林傳》載熊安生“從陳達受《三傳》”；[85]《北史‧儒林傳》載張奉禮“善《三傳》”；房暉遠“明《三禮》、《春秋三傳》”；劉炫能講授何氏《公羊》。[86] 又《隋書‧郎茂傳》：“就國子助教張率禮受《三傳》群言”。[87] 據此，則北朝明習《公羊》者實繁有徒；既講《公羊》，則必用何休之書。蓋兩晉以後，諸家《公羊》義日寖衰微，河朔流傳，惟何休一家，故《北史‧儒林傳》言“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自非虛語。特河北學風不尚墨守，學者多三傳兼習，鮮以《公羊》單經專門名家耳。

陳鴻森先生按：本文原載一九九五年《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六十六本第四分。惟此文發表時，“《尚書孔傳》之北傳”一節，因故刪略，改題《北朝經學的二三問題》。今據舊稿將此節補入，仍改回原題，特此說明。

注释：

[1] 《北史》，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頁2709。

[2] 按《魏書》、《北史》徐遵明本傳並云受業於“王聰”，《北史‧儒林傳序》同，此作“總”者，疑誤。

[3] 《北齊書》，1972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頁583。

[4] 《北史》，頁2708。

[5] 《隋書》，1973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頁914。

[6] 陸德明《經典釋文》，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宋刊宋元遞修本，卷一，頁17。

[7] 劉起釪《尚書學史》，1989年，北京：中華書局，頁205。

[8] 《尚書注疏》，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卷首，頁2。

[9] 皮錫瑞《經學歷史》，1959年，北京：中華書局周予同注本，頁196。

[10] 酈道元《水經注》，光緒二十三年，新化三味書室重刊王先謙校本，卷四，頁10；又《尚書注疏》，卷二，頁24。按今《注疏》本此注“內”字作“汭”，疑誤，孔《傳》蓋以“媯水之內”解經文“媯汭”也。

[11] 《水經注》，卷四，頁27；《尚書注疏》，卷十，頁2。

[12] 《水經注》，卷五，頁6；《尚書注疏》，卷六，頁25。

[13] 《水經注》，卷七，頁1；《尚書注疏》，卷六，頁27。

[14] 《水經注》，卷七，頁7；《尚書注疏》，卷六，頁17。

[15] 《水經注》，卷十，頁14；《尚書注疏》，卷六，頁4。

[16] 《太平御覽》，《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日本宮內廳圖書寮、東京靜嘉堂文庫等藏宋蜀刻本，卷六十四，頁3。

[17] 《水經注》，卷十五，頁26；《尚書注疏》，卷六，頁17。按《注疏》本此注“黽”字作“沔”，楊守敬《水經注疏》云：“今本《禹貢傳》作‘沔’，誤。”（1989年，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點校本，頁1357）《史記‧夏本紀‧集解》引此注作“澠”。

[18] 《水經注》，卷十六，頁2；《尚書注疏》，卷六，頁17。

[19] 《水經注》，卷十六，頁29；《尚書注疏》，卷六，頁28。按孔《傳》“漆沮，一水名”，《水經注》舊本作“二水名”，戴東原校本改作“一”。《尚書注疏》各本亦作“二水名”，阮元《尚書注疏校勘記》引孫志祖說，謂當作“一水”。余考《史記‧夏本紀》雍州“漆沮既從”下，《索隱》明云：“漆沮，二水。……《說文》亦以漆、沮各是一水名；孔安國獨以為一，又云是洛水。”此孔《傳》作“一水”之確證也。日本古鈔《尚書孔傳》九條本，此作“漆沮一名亦曰洛水”，雖“一”下脫“水”字，然亦可證此傳不作“二水”也。蓋孔以“漆沮”即洛，故特著其為“一水名”也。

[20] 《水經注》，卷二十，頁2；《尚書注疏》，卷六，頁26。

[21] 《水經注》，卷二十七，頁1；《尚書注疏》，卷六，頁26。按孔《傳》“東流”，今《注疏》本作“東南流”。

[22] 《水經注》，卷四十，頁28；《尚書注疏》，卷六，頁28。

[23] 《水經注》，卷四十，頁37；《尚書注疏》，卷六，頁26。

[24] 《水經注》，卷八，頁14。

[25] 按今本《尚書》無“耕”字，唐石經初刻有之，後磨去（據嚴可均《唐石經校文》）。檢日本古鈔《尚書孔傳》神田本、內野本俱有“耕”字，今據補。

[26] 《尚書注疏》，卷四，頁14。

[27] 《水經注》，卷九，頁25。

[28] 楊守敬《水經注疏》，頁2124。

[29] 酈《注》著成年代，其說不一，然大抵成於延昌四年至正光五年之間（515－524），參吳天任《酈學研究史》，1991年，臺北：藝文印書館，頁21－22。

[30] 《魏書》，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頁981。

[31] 《尚書注疏》，卷七，頁10。

[32] 皮錫瑞《經學歷史》，頁182。

[33] 同上注，頁194－196。

[34] 同上注，頁170。

[35] 《魏書》，頁1841，又頁3030。

[36] 同上注，頁1842，又頁3030。

[37] 同上注，頁1842，又頁3037。

[38] 同上注，頁187。

[39] 同上注，頁1345。

[40] 同上注，頁1061。

[41] 《北齊書》，頁348－353。

[42] 《周書》，1971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頁807、808，又頁810。

[43] 《北史》，頁2759。

[44] 參本文上節“《尚書孔傳》之北傳”。

[45] 《北齊書》，頁583。

[46] 《魏書》，頁1843。

[47] 同上注，頁1615。

[48] 同上注，頁1616。

[49] 同上注，頁1851。

[50] 按酈氏《水經注》引用杜《注》凡六、七十見，如卷二十二《洧水注》引“杜預曰：陰坂，洧津也。”（見襄九年《注》）又“杜預云：苑陵縣西有黃水者也。”（見襄二十八年《注》）又“杜預曰：長平縣東南有辰亭。”（見宣十一年《注》）並其例也。酈《注》另引杜預《釋地》（《春秋釋例》之一篇）亦不下三、四十見，茲不具引。

[51] 《北齊書》，頁584。

[52] 《隋書》，頁913、915，又頁933。

[53] 《魏書》，頁1850。

[54] 同上注，頁1851。

[55] 同上注。

[56] 《北齊書‧儒林傳》言：“凡是經學諸生，多出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河北講鄭康成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及李鉉、權會。……《三禮》並出遵明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

[57] 《魏書》，頁1855。

[58] 王鳴盛《蛾術編》卷七“公羊傳疏”條，以今本《公羊疏》為徐遵明撰（道光二十一年，世楷堂本，卷七，頁11），阮元《公羊注疏校勘記‧序》、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十並從其說。然此說絕無徵驗，按徐彥《疏》，隋、唐《志》不載，宋《崇文總目》始著於錄，云：“不著撰人名氏，援證淺局，出於近世。或云徐彥撰。”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俱言不詳撰人及出自何代，王鳴盛但以其徐姓，因臆推為徐遵明撰耳。然《魏書》遵明本傳云：“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是遵明所傳乃服氏《左傳》，本傳不言渠傳《公羊》之學；且遵明字子判，不得以遵明為徐彥表字也。近人吳承仕《公羊徐疏考》（1930年，《師大國學叢刊》1卷第1期，頁1－8）、日本重澤俊郎《公羊傳疏作者時代考》（1932年，《支那學》6卷第4號，頁7－51）、潘重規《春秋公羊疏作者考》（1955年，《學術季刊》4卷第1期，頁11－18），並以今本《公羊疏》為北朝人著作，撰人不詳，俱不取王說以為徐遵明著也。

[59] 《北史》，頁2720。

[60] 《北齊書》，頁584。

[61] 《周書》，頁811。

[62] 《北史》，頁2708。

[63] 皮錫瑞《經學歷史》，頁173。

[64] 皮錫瑞《經學通論》“論《公羊》、《左氏》相攻最甚”條，亦言：“《北史‧儒林傳》云：‘何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而其《傳》載習《公羊》者，止有梁祚一人。且《傳》又云‘《公羊》、《穀梁》，多不措意’，則以為河北行《公羊》，似非實錄。”（光緒三十三年，思賢書局刊本，卷五，頁54）

[65] 《魏書》，頁1843。按《魏書》宋初已殘缺，宋仁宗嘉祐時校勘諸史，劉恕、范祖禹等奉敕校定《魏書》，《序錄》稱“其書亡逸不完者，無慮三十卷，今各疏於逐篇之末”。其殘闕之文，後人以《北史》補亡。蓋《北史》記魏事，原即以魏收為本。趙翼《廿二史劄記》云：《北史》紀傳，“多本魏收書，但刪繁就簡耳。推原其故，蓋魏收修史在北齊時，凡魏朝記載，如鄧淵、崔浩、高允所作編年書，李彪、崔光所作紀傳表志，邢巒、崔鴻、王遵業所作《高祖起居注》，溫子昇所作《莊帝紀》，元暉業所作《辨宗室錄》，卷帙具在，足資採輯，故其書較為詳備。及書成，則盡焚崔、李等舊書，於是收書獨存。而魏澹續修，亦僅能改其義例之不當者，而年月件繫事實，則固不能舍收書而別有所取也。是知澹書已悉本收書，延壽又在澹後，自不得不以收書為本，故敘事大略相同也”。（嘉慶五年湛貽堂本，卷十三，頁9）故《魏書》殘闕，後人因據《北史》補之，理固宜然。據中華書局點校本《校勘記》所考，今本《儒林傳》除常爽、刁沖、盧景裕三傳及傳末史論外，其餘“似皆《魏書》原文”，此說近是。今考《北史‧儒林傳序》述北齊學術，皆襲《北齊書》；其述北魏學術，當亦本之《魏書》，可推知也。今比核《北史》、《魏書》兩《儒林傳序》，《魏書》文字往往較《北史》為增，知為魏收原文，非以《北史》補之也。

[66] 《魏書》，頁981。

[67] 同上注，頁1067，又頁1090。

[68] 同上注，頁1227。

[69] 同上注，頁1911。

[70] 同上注，頁2760。

[71] 同上注，頁2771。

[72] 《水經注》，卷四，頁24；又卷五，頁18；又卷八，頁25；又卷二十六，頁19；又卷十六，頁6。

[73] 參前舉吳承仕、重澤俊郎、潘重規三家之文。

[74] 《北齊書》，頁584。

[75] 按《北齊書》於廿四史中殘缺最甚，《四庫全書總目》云：“其書自北宋以後漸就散佚，故晁公武《讀書志》已稱殘闕不完。今所行本，蓋後人取《北史》以補亡，非舊帙矣。”（武英殿刊本，卷四十五，頁49）據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三十一所考，今書僅十八篇為李百藥原本，惟《儒林傳》則在錢氏所稱原本十八篇之列。《北史‧儒林傳‧序》述北齊經學，悉與之同，蓋其書敘北齊時事原多據百藥之書也。

[76]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五，頁50。

[77] 《北齊書》，頁582－583。

[78] 同上注，頁583。

[79] 《魏書》，頁1851。

[80] 同上注，頁1029。

[81] 同上注，頁1850，又頁1852。

[82] 同上注，頁1938。

[83] 《北齊書》，頁584，又頁594，頁596。

[84] 同上注，頁586。按《公羊》隱公元年《傳》：“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有“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之語（《公羊注疏》，江西南昌府學刊本，卷一，頁12），即刁柔所本。

[85] 《周書》，頁812。

[86] 《北史》，頁2734，又頁2760，頁2764。

[87] 《隋書》，頁1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