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余英时

就我所读过的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 和《论戴震与章学诚》两部著作而言，这两本书对思想史的建构都有很强的误导性。

以《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为例，该书的一个主线是建构出主张“虚君制”的理学与主张“君主专制”的“旧经学”的对立，并把极力攻诋张载《西铭》乃至整个理学的林栗视为“旧经学”的代表人物。实际上，北宋初的经学家尚延续了古文经学的严谨学风，但庆历以降就被新兴的宋学完全取代。林栗易学的翻筋斗互体纯粹是他本人的乡壁虚造、穿凿解经，因而为将《易》视为卜筮之书的朱子所讥（《朱子语类·卷六十五》：“伊川只将一部易来作譬喻说了，恐圣人亦不肯作一部譬喻之书。朱震又多用伏卦互体说阴阳，说阳便及阴，说阴便及阳，乾可为坤，坤可为乾，太走作。近来林黄中又撰出一般翻筋斗互体，一卦可变作八卦，也是好笑！据某看得来，圣人作易，专为卜筮。后来儒者讳道是卜筮之书，全不要惹他卜筮之意，所以费力。今若要说，且可须用添一重卜筮意，自然通透。”），林栗这种学风是典型的宋学风格。

宋学的兴起，使得儒家的尊君观念极大强化（我认为宋儒强化尊君、纲常的根本原因是士族门第灭亡、科举士绅兴起所致，科举士绅对政权的依附性远超过士族门第）。汉儒的经学旧说，如《春秋公羊传》的“黜周王鲁”“祭仲行权”“推刃之道”“不纯臣之义”，《春秋左传》的“凡君弑，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今文尚书》及《史记》的“文王称王”“周公摄位”等都备受宋儒攻诋。宋儒普遍将礼视为“纲纪”，如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一》：“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潜虚·体图》：“一以治万，少以制众，其惟纲纪乎！纲纪立而治具成也。”程颐也认为：“天而在上，泽而在下，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尊卑等级如同上天下泽，是“理之当”“礼之本”。这样的“礼”显然没有任何民约论或习惯法的性质，而是单向性的等级压迫，是专制制度下礼法同构的强制力规范。

宋儒的“理一分殊”， 充分表达了他们的政治设计：在一理的支配下而分殊的万事万物，虽然各有差异，但却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它们虽然在形式上各有不同，但都是统一的理在不同位置上的体现。 尊卑上下的社会关系也是天理所定，每个阶层要安于自己的伦理角色和政治分位，不能躐等或僭越，这实际上是将吏治国家的统治秩序升格到了宇宙义理的程度。

本书上篇绪言部分《程氏<易传>的中心思想》一节，通过断章取义地引用程颐注文，论证程颐主张“君柔臣刚”、“虚君制”。实际上《周易程氏传》论及君臣关系颇多，反复强调为君者要有“刚健中正之徳”“君道尊临天位而四海从”，为臣者则要“得柔顺之道”“有善则归之于君，乃可常而得正。”，而且《周易程氏传》阳尊阴卑的意味极重。《周易·坤·卦辞》：“先迷，后得，主利。”程注：“阴，从阳者也，待唱而和。阴而先阳，则为迷错，居后乃得其常也。主利，利万物则主于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劳于事者臣之职也。”《周易·坤·爻辞》：“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程注：“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为臣之道，当含晦其章美，有善则归之于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恶之心，下得柔顺之道也。可贞谓可贞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咎也。或从上之事，不敢当其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终耳。守职以终其事，臣之道也。”《周易·小畜·爻辞》：“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程注：“九以巽顺之极，居卦之上......阴柔之畜刚，非一朝一夕能成，由积累而至，可不戒乎......妇贞厉，妇谓阴，以阴而畜阳，以柔而制刚，妇若贞固守，此危厉之道也。安有妇制其夫，臣制其君，而能安者乎？”又 程颐《春秋传》开篇就云：“书‘春王正月’，示人君当上奉天时，下承王正。明此义，则知王与天同义，人道立矣。”，主张”王与天同义“，君天并尊。 虽然程颐也主张限制君权，认为“自古以来，未有不尊贤畏相而能成真圣者也”“天下治乱系宰相”（《程氏文集·卷六·论经筳第三劄字》），但程颐的主张显然与余英时所言的“虚君实相”相去甚远。至于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恐怕绝非宋儒所能想象。

再说《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此书通过勾勒戴震、章学诚二人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交涉影响及对峙局面，最终得出二人思想皆为“清代儒家智识主义”兴起，“德性之知”转向“闻见之知”，“尊德性”转向“道问学”的产物，二者的不同仅仅在于“东原的最后依据在六经，而实斋的学术基地则在历史耳”，这就完全遮蔽了章学诚真正的思想内核。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并不是将六经视为历史或史料，而是强调六经是史官阶层所垄断的王官之学。章学诚认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是唐虞三代以来的大经大法（《文史通义·原道中》：“ 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虞廷之教，则有专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乐之所咨命；以至学校之设，通于四代；司成师保之职，详于周官。然既列于有司，则肄业存于掌故，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又云：“ 古者道寓于器，官师合一，学士所肄，非国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耳目习而无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 ” ），他对东周以降的处士横议痛心疾首，《文史通义·易象下》：“ 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则以本原所出，皆不外于《周官》之典守。其支离而不合道者，师失官守，未流之学，各以私意恣其说尔，非于先王之道，全无所得，而自树一家之学也。 ”《文史通义·原道下》：“自诸子之纷纷言道，而为道病焉。”

章学诚认为，秦人悖古虽多，但以吏为师却独合于古，将东周时代私学兴起之前学在王官的状态与秦代以吏为师、焚书禁学的文化专制主义混为一谈。《文史通义·史德》：“ 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其守官举职，而不坠天工者，皆天下之师资也。东周以还，君师政教不合于一，于是人之学术，不尽出于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为师，始复古制。而人乃狃于所习，转以秦人为非耳。秦之悖于古者多矣，犹有合于古者，以吏为师也。 ”

出于“治教无二，官师合一”的立场，章学诚严分周孔之辨。他认为“ 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则亦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盖自古圣人，皆学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同公又遍阅于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纵生知之圣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时会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时，而冬令告一岁之成，亦其时会使然，而非冬令胜于三时也。故创制显庸之圣，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独也。时会适当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文史通义·原道上》） ”周公有德有位，故能集大成。而孔子有德无德无位，无制作之权，只能“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文史通义·经解上》）”“ 天地之大，可一言尽。孔子虽大，不过天地，独不可以一言尽乎？或问何以一言尽之，则曰：学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别无所学乎？曰：非有学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既集群圣之成，则周公之外，更无所谓学也。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体矣。 （《文史通义·原道上》）”

章学诚认为， “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文史通义·原道中》）” 而道器合一的方法便是以吏为师，“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文史通义·原道中》）”，章学诚眼中的“大道”便是“治教无二，官师合一”的“修齐治平之道”，所以他主张“书掌于官，私门无许自匿著述，最为合古。（《校雠通义·校雠条理第七》）”

章学诚认为， “我朝礼教精严，嫌疑慎别，三代以还，未有如是之肃者也。（《文史通义·妇学》）”“自唐虞三代以还，得天下之正者，未有如我大清。（《章学诚遗书·丙辰札记》）” 时至“我大清”，圣王复作，“治统在是，道统亦在是。”官师治教合一的“三代圣王之治”“修齐治平之道”终于又回到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