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锋：吴国历史的再思考——以近年来苏南春秋古城遗址的发掘为线索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苏南地区的无锡阖闾城、丹阳葛城及神河头、苏州木渎古城等先秦古城址进行了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其中，无锡阖闾城遗址的发掘入选国家文物局主办的“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苏州木渎古城遗址的发掘入选中国社科院主办的“201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后又入选国家文物局主办的“2010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尤其是苏州木渎古城的发掘，给春秋时期吴国历史的探索和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中央电视台“探索与发现”栏目因此专门制作了五集连续节目《回望句吴》，将人们对吴国历史的探索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木渎古城的发掘，其意义绝不能停留在社会公众对吴国古史揭秘心态的满足上，而必须上升到严密的历史学研究；它必须与时代相近的丹阳葛城、无锡阖闾城以及上世纪50年代以来多次发掘的常州淹城等遗址相结合，使之成为重新认识吴国历史的一组史料，尤其是在文献史料较少、传说附会显见的吴国历史上，这一组史料更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然而，无锡阖闾城的发掘资料尚未全面公布，苏州木渎古城的发掘仍在进行当中，详细的考古学研究时机尚不成熟。本文试图借鉴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学术理论，贴近近年来苏南古城址的考古发现，以及常州淹城遗址、无锡鸿山越墓、太湖东岸地区的石室土墩等相关考古资料，结合文献史料，在宏观上重新思考吴国历史，为即将到来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近年来苏南地区先秦古城遗址发掘概况
1.无锡阖闾城遗址
无锡阖闾城遗址跨无锡市滨湖区与常州市武进区，20世纪50年代曾发现由东、西二小城组成的内城，并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7—2008年对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钻探，局部地点作了试掘。除进一步弄清内城东、西二小城内建筑基址的布局、道路外，还发现了已全部掩埋于地下的东西长约2100米、南北宽约1400米、面积约2.94平方公里的外城，在城的东北龙山上还调查发现了一条蜿蜒曲折的石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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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阖闾城卫星地图 |
葛城遗址位于丹阳市珥陵镇祥里村南葛城组，2007年因砖厂取土遗址遭破坏，2007—2008年进行了钻探和发掘，揭示出葛城遗址是西周至于春秋时期的吴国大型城址。遗址中心部分为一不规则长方形古城，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50米，城内高出周围农田3米。20世纪90年代，四周城墙尚保存完好，城墙普遍高出城内地表约5米。神河头遗址为附属于葛城遗址的特大型环濠高台祭坛。底部南北长约81.5米，东西宽约68米，高出周围地面约4.8米，环濠宽约20-3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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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阳葛城遗址西墙TG1发掘现场 |
2009年下半年调查发现，2010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对吴中区穹窿山东麓堰头村、仰家村，天池山南麓大焦山西麓五峰村，以及尧峰山西麓尧峰、刘庄、新峰等重要地点进行钻探、发掘，基本上确定了古城址的范围，并发现了东西城墙遗址、河道、水城门、作坊、墓葬、合丰小城等遗存。据报道，古城依山临湖，呈不规则状，似乎扇形，总面积约25平方公里，是目前所知春秋时期最大的古城遗址。
除上述3处新发掘的城址外，此前进行过数次调查和发掘的常州武进淹城遗址，以及2004年前后发掘的无锡鸿山墓地，也是本文涉及到的相关资料，简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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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渎春秋古城范围示意图 |
4.常州淹城遗址
位于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城址为圆形，有三道环濠及三重城墙，东西长约850米，南北宽约750米，总面积65万平方米。城垣均用泥土堆筑而成，一般高度在3米左右。历年来出土了大批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文物，有青铜兵器、原始瓷器、几何印纹陶器、青铜礼器以及独木舟等。1958年在淹城内城河中出土的三轮盘、尊、牺匜、句鑃等青铜礼器尤其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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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淹城鸟瞰图 |
5.鸿山墓地
鸿山墓地位于无锡市鸿山镇。这个地点介于无锡市区与苏州市区之间，距两市市区均为20公里，东与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交界，南至浒墅关镇约10公里，在吴越时期实际上是政治中心姑苏的外围墓地。确认的墓葬52座。墓葬均为高出地面的土墩，大小不一，多为长圆形、长方形或覆斗形，皆为东西向，一般东西长30—50米，南北宽20—40米，最大的东西长80米，南北宽50米。2004年鸿山镇政府规划在墓地建开发区，南京博物院等单位联合发掘，共发掘清理7座。入选“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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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山越墓出土的部分随葬品 |
上述城址的性质判断与问题所在
在发掘过程及随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对上述古城遗址的时代、性质作出了各自的判断。
1.关于无锡阖闾城遗址。发掘者及专家论证称：根据考古资料和有关文献记载初步推断，阖闾城遗址应为春秋时期吴王阖闾所建的都城，这一发现，无疑是吴越考古乃至全国东周考古的重大突破。
2.关于丹阳葛城、神河头遗址。发掘者依据出土文物确定葛城遗址的使用年代从西周中期延续到春秋晚期，是迄今为止（木渎春秋古城址发掘资料公布以前）江苏境内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好、内涵最为丰富的城址，其使用时代贯穿吴国历史的整个过程，不排除其为吴国早、中期都城的可能性。与之紧邻的神河头遗址属祭祀场所，广义上应是葛城城址的组成部分，这将对吴国城市的形制布局、吴国的礼制等研究产生极其重要的价值。
3.关于木渎春秋古城遗址。发掘者认为，东周时期吴国曾建都于苏州一带，但一直没有取得考古学上的支持，这次春秋时期大型城址的发现，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依据。总面积约25平方公里的城址，是目前所知春秋时期最大的古城遗址，是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
4.关于常州淹城遗址。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认识：①认为是淹国移民南迁而设的都城，民国时期吴越历史研究者即已提出。这种观点单纯地将淹城的“淹”与今山东一带的古“淹国”的“淹”视为同一内容；②认为是吴王寿梦第四子季札的封邑。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今常州为季札封地古延陵的传说；③认为是吴国中期的都城。持这种观点的多为考古学或吴文化研究者，考虑到了吴国政治中心不断迁徙的历史。
如上所述，如果丹阳葛城、神河头遗址是吴国早中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常州淹城是吴国中期的都城，无锡阖闾城是吴国晚期吴王阖闾建造的都城，木渎春秋古城是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那么我们必然会遭遇以下一系列的问题：
①吴国的政治中心到底在哪里？吴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②如果无锡阖闾城是吴王阖闾建造的都城，那么，苏州作为吴国都城的历史传承将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③如果木渎古城是春秋晚期的吴国都城，那么，今天苏州市区的众多历史传承又将如何理解？
④位于今苏州、无锡之间的鸿山墓地，为什么不是吴墓是越墓？
这些问题的产生，迫使我们对吴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以及吴、越争战的历史进行重新思考。
吴人与吴国
关于吴人、吴国及吴越争战的历史，最早散见于《春秋》、《左传》、《世本》、《国语》等先秦典籍中，但均为零星记载。吴国灭亡400余年后的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对其进行了集成，成为吴国历史研究的最重要史料。又经200余年，东汉袁康、吴平采集史料及民间传说，辑成《越绝书》，赵晔撰成《吴越春秋》。至此，人们对吴越历史的记忆告一段落，后代对吴越历史的叙述均不出以上范围，吴地也逐渐成为与中原地区基本上均质的区域。
司马迁撰著《史记》，这一项伟大工程的诸多意义中有一点常常被人忽视，这就是其大一统的史学思想。也就是说，司马迁是在大一统的历史背景下，为中国撰述了第一部充满大一统思想的史学著作。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他将周边民族的始祖几乎无一例外地追溯到了中国古代的圣王贤君，若不是圣王贤君，也必定是圣王贤君的傅佐一类的人。如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如朝鲜，王卫满，故燕人也；如吴，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之国；如越，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如秦，帝颛顼之苗裔；如楚，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先祖鬻熊者，周文王之师；如齐，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也。其先佐禹平水土甚有功，尚又为周文王之师。对于这些说法，历代的史学家几乎都不加怀疑地全盘接受了。然而，像匈奴那样，由于与中原的历史文化大相径庭，语言习俗相差甚远，因此在研究中被明确不属于华夏系统，而对先秦时期分布在中原周边地区的秦、晋、齐、楚、吴、越这样的“国家”，在我们的意识中却很少将之视为有别于华夏，具体说来就是有别于周王朝的族群。事实上，包括吴在内的楚、越、齐、晋、秦等国，其远古的历史文化都有别于中原的周王朝，如果周王朝是华夏的话，那么，这些国家便是“夷狄”。
吴国作为“夷狄”，除表现在其“断发文身”等社会习俗上，还表现在其作为一个民族鲜明特征的语言上，这可以从吴国君主的名字、吴国的国号上获得线索。
《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中详细记录了历代吴王的世系：
太伯—仲雍—季简—叔达—周章—熊遂—柯相—强鸠夷—余桥疑吾—柯庐—周繇—屈羽—夷吾—禽处—转—颇高—句卑—去齐—寿梦—诸樊—余祭—余昧—僚—阖闾—夫差
以上这25位王名，很明显可以分成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
A.太伯至叔达时期，包括太伯、仲雍、季简、叔达4王。
《吴太伯世家》称，太伯、仲雍均是周太王之子，季历之兄。兄弟之中，季历最有贤名，且其子昌（后来的周文王）更具贤君之才。周太王有意让季历、昌父子继承王位，太伯、仲雍二人于是逃出关中，避地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后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伐纣灭商胜利之后，寻太伯、仲雍之后，见周章已在吴地称王，遂封周章之弟虞仲于夏虚（即安邑，今山西夏县一带）。至此，太伯、仲雍让位出奔的故事结束。今山西中条山的支脉西周以来称虞山，又称吴山，虞仲所封之地就在吴山附近。
“虞”字的音部为“吴”，可见虞、吴二字上古时音同或音近，可以通假。这就是太伯、仲雍奔吴这一历史故事的原型。虞仲所封之国称虞国，后被晋国灭亡，成为成语“唇亡齿寒”的出典。在后世的传说中，因“吴”字相同，将江南的吴王周章附会成了虞仲（封于虞地的次子）的兄长，且这一阶段的4位吴王的名字中均有表示排行的伯、仲、叔、季等字，这些其实都是西周以后嫡长子继承制观念的反映。
B.周章至夫差时期，包括周章、熊遂、柯相、强鸠夷、余桥疑吾、柯庐、周繇、屈羽、夷吾、禽处、转、颇高、句卑、去齐、寿梦、诸樊、余祭、余昧、僚、阖庐、夫差共21王。
这一时期的21位吴王才是真正的吴国世系。一些吴文化研究者认为，吴王的名字中体现不出应有的吉祥寓意，因此，吴国的文化发展是落后的。这种观点形成的背后，依然是将吴国看成与中原王朝均质的存在，而没有考虑到吴国作为“夷狄”的特性。从古音韵学的角度出发，以上21位吴王的名字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五组（括号内为文献中所见异名或其他转写）。
甲组：周章、周繇、寿梦（孰姑、乘）、诸樊（遏、谒）、僚（州于）
乙组：柯相、柯庐、屈羽、转（柯转）、句卑（毕轸）、去齐、句余、阖庐（阖闾、蓋庐、光）
丙组：余桥疑吾、夷吾、余祭（句余、戴吴）、余昧（夷末、夷昧）
丁组：颇高（颇梦）、夫差
戊组：熊遂、强鸠夷、禽处
甲组的共同特征是名字的首音均为tśíwo或与tśiwo相近的音，乙组的共同特征是首音均为ko或与ko相近的音，丙组的共同特征是首音均为i或与i相近的音，丁组的共同特征是首音均为puâ或与puâ相近的音，戊组为特征不明显者。此外，史籍中出现的句吴其他重要成员如季札（寿梦子，夷式名“州来”）、烛庸（吴公子）、蓋余（又写作“掩余”，吴公子）、夫概（阖庐之弟）等人均可归入上述几组。
吴王名字中的这些读音，虽然目前我们无从知晓其含义，但这些字音无疑透露出了有别于中原语音的古吴语信息。不同的人用中原汉字近似的字音记录吴王的名字，如寿梦、诸樊、余昧、阖庐等，可以称之为“夷式名”。出土的吴国青铜兵器上多有用数个汉字读音来表示的吴王名，如姑癹者坂（推测为吴王诸樊）、者彶■【虍 下＋且，右＋又】■【虎 右＋力】（推测为吴王僚，即州于）、者减、余孰等。在多音节的夷式名之外，史籍上还保留了部分吴王中原式的名字，如：乘（寿梦）、谒（诸樊）、僚（州于）、光（阖闾）、友（夫差太子）等。中原式名仅见于寿梦（乘）以后，这是吴国与中原交往的结果。
青铜器铭文中吴国国号出现最多的是工■【虍 下＋魚，右＋ 攵】、工■【虍 下＋魚】、攻■【虍 下＋魚，右＋ 攵】、攻■【虍 下＋魚】、攻敔、攻吾，攻吴、句吴其次，单字“吴”只在夫差时期或中原文献中出现，可见吴国国名也是多音节的词语，中原人将之简化成“吴”，从而很容易与今山西南部的虞（吴）国混淆。在各国争霸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太伯、仲雍奔吴的故事以及虞国早期的历史被嫁接到了江南的句吴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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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铜器铭文 |
司马迁史学中的大一统思想，并非是其个人的想象，而是春秋以来历史发展的一个真实反映。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一个典型事例是所谓“春秋五霸”的出现。“五霸”有两说，一是指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活动年代主要集中在春秋250年的前半期；另一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句践，他们的活动年代横亘整个春秋，更能说明整个春秋时期政治权力的变化。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注意到了五霸各国与周王朝的差异，通过对五霸各国与周王朝在氏族、婚姻等制度层面上的比较分析，指出“五霸皆夷狄”，并认为春秋五霸的登场实际上就是“夷狄的文明化”过程。这一学说给我们理解中国上古的历史演变提供了一个独到的视角。
在走向文明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与中原诸侯争霸的过程中，作为“夷狄”的句吴，将自己的祖先附会成中原圣王贤君的苗裔，对内更能增加自己的信心，对外则能逐渐赢得中原诸侯的认同。句吴的附会传说，推测与寿梦之子季札在中原各国的活动有关。季札夷式名为“州来”，是吴王寿梦第四子，在兄弟四人中最具贤名，寿梦意欲立季札为王，但季札坚决辞让。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中用大量的篇幅记载了季札游历中原各国的经历，并对季札不愿为王的行为大加赞赏。可见，季札不愿为吴王之事，与太伯、仲雍让位的故事联系到了一起，很可能是这场造史运动的契机。但直到夫差凭军事实力与中原诸侯在黄池会盟时，仍然被视作“夷”，因“夷德轻”而遭到中原诸侯的轻视。
最终将太伯、仲雍奔吴的故事冠于句吴历史之上的，就目前所知似乎还是司马迁。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的太史公曰中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然后来吴地实地考察，听取民间传说，撰成了《吴太伯世家》和《越王句践世家》。《春秋》古文今已不传，其中如何言称中原虞国与句吴之间的兄弟关系的不甚明了，目前所知最早、最系统的便是《吴太伯世家》。然而，司马迁在撰述《吴太伯世家》时，对史实的考辨并不一定准确。例如，在讲到季札“自卫如晋，将舍于宿”时，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即对此作出了批判性的评论：“太史公欲自为一家，事虽出《左传》，文则随义而换。”揭示了司马迁撰史态度不谨慎的一个侧面。
在如此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传说，在春秋中期以后形成的历史记载中逐渐出现，吴越灭亡以后一直流传于吴越故地，司马迁将之完全历史化，《越绝书》、《吴越春秋》将之扩大化，后人则坚信不移，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吴越文化及考古学的研究。
吴人的迁徙与苏南古城址
史籍中留下的与吴国有关的古地名有鸠兹（今芜湖附近）、姑孰（今安徽当涂）、胡孰（今南京江宁湖熟）、朱方（今镇江丹徒镇附近）、固城（今高淳固城镇东）、胥河（今高淳胥溪）、阖闾城（无锡、常州交界处）、胥江（无锡阖闾城侧）、胥山（无锡阖闾城侧）、姑苏、姑苏台、姑胥、胥门、胥江（苏州泰让桥至胥口）、邗（今扬州）等。其中苏南地区经考古调查或发掘的西周春秋城址有淹城、胥城（今武进马杭镇东南）、留城（今武进湖塘镇河留村）、阖闾城、葛城（丹阳珥陵）、朱方城（镇江丹徒镇）、吴城（苏州越来溪行春桥西侧上方山磨盘屿）、木渎古城等。
文献以及考古学研究中所见的吴国地名，其命名方法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类：
甲类：鸠兹、姑孰、胡孰、姑苏、姑胥、朱方、胥城、胥河、胥江、胥山
乙类：固城（高淳）、葛城、吴城
丙类：阖闾城
甲类的共同特征是以ko-so或与ko-so相近的音、略音为基本读音，乙类的共同特征是以吴国的国号“攻吴”、“句吴”的因素为基本读音。丙类则可能是以建造者的名字命名。因此，凡是带有ko-so或“攻吴”等基本读音的地名大多都与吴国有关。而其中甲类地名所含有的信息更加重要，它们不仅数量多，而且还基本上按线条分布，从这些地名的分布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一条吴人迁徙的路线。
春秋争霸时期吴人将自己的祖先附会成太伯、仲雍，恐怕不会完全是空穴来风。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在吴人的深层记忆中，他们是从某个地方迁徙而来的。早期吴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是青铜器，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心在宁镇丘陵地区的湖熟文化（属商周青铜文化）属于先吴（吴建国前）文化，而湖熟文化的面貌和特征与江淮之间非常相似，它应是从“类似巢湖地区的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现在较多的学者主张吴人的祖先是栖息在淮河南北的“淮夷”。这个观点很有魅力，非常值得关注。
淮夷活动在淮河下游地区，又称徐夷，后又分出了舒夷等不同名号的部落联盟。居巢（今安徽巢湖周围）也许正是南迁句吴人的故土。他们或许将自己居住的中心区域称为ko-so（居巢）或与ko-so相近的音，而鸠兹、姑孰、胡孰、姑苏、姑胥等音均与之相同或相近。随着句吴的南迁，他们君长居住的中心区域都保留了这个称呼，中心居住地周围的河川山岳也被称作胥河、胥江、胥山。从江北的居巢到江南的鸠兹、姑孰、湖熟、朱（方）、姑苏（姑胥），加上以国号命名的如固城、葛城、吴城等地点，将这些地点连起来，其实就是吴人的迁徙图。一路走来，最后来到了今天的苏州，苏州成为吴国最晚期的政治中心。
吴人迁徙图
句吴是在不断的迁徙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左传》成公七年（前584）中留下了“寿梦立而吴始大，称王……吴于是始通于中国”，这是史籍中关于吴国的最早记载。句吴一步一步走下宁镇丘陵，继续向东南的太湖平原发展，在这里遇见了越人。从考古学上来看，今环太湖地区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辖区，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与钱塘江流域同为越文化的分布范围，这里是越人的世界。在吴人的压迫下，越人终于爆发了自己的不满，“越人伐吴”（《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前537），吴、越两大族群开始结怨，最后激化到了“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的程度，两者之间的争战成为春秋后期江南历史的主旋律。
随着吴人的东进南下，句吴的政治中心也随着吴王的争战而不断迁徙，这是一个国家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即“早期国家”的典型表现。中原国家也经历了同样的阶段，商代前期的商王也在不停地迁徙之中，最终到盘庚的时候才定居在殷。商人的中心区域或商王的所居地被称为“亳”，因此文献中留下了多处被称为“亳”的记载，直至今日尚困惑着人们对亳都的探索。先周时期的周人和周王同样也在不停地迁徙，最终定居在渭水谷地的丰镐。《世本》佚文称“诸樊徙吴”（前560年事），但这里的“吴”是指狭义的今苏州市区周围还是指广义的太湖平原，这是个谜。因《世本》成书于战国中期，对句吴的历史多是追溯，难以为据，而且从其他史料中亦可推测这一说法问题很多。
《吴太伯世家》称，吴王阖庐十九年（前496），“吴伐越，越王句践迎击之槜李……越因伐吴，败之姑苏，伤吴王阖庐指，军却七里。吴王病伤而死。”又称，夫差二年（前494），“吴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报姑苏也”。杜预注《左传》称夫椒为“太湖中椒山也”（哀公元年），历代注家均持反对意见，认为太湖中的椒山离吴太近，伐越应该去越地，这正是对阖庐时期吴都在苏州这一观念的固化所引起的。
从记载的逻辑上来看，吴王阖庐时期太湖的大部分区域依然控制在越人手中，吴国都城还不在姑苏，应该在更西的地方，而今太湖东北岸无锡与常州之间的阖闾城即是有力的候选地。阖庐与句践的争战以及夫差的报仇雪恨，目的均在将越人的势力驱逐出太湖。
《左传》哀公元年（前494）载：“吴败越于夫椒，遂入越。”夫差在太湖上击溃了越王句践，进入了越地，句践则“以甲兵五千人栖于会稽”，开始了卧薪尝胆的复国计划。越人势力退出太湖以后，夫差将都城从阖闾城迁到了太湖东岸今苏州市区西郊的丘陵地带，这个地点依然继承了ko-so这个读音，并被转写成“姑苏”或“姑胥”，阖闾城附近的胥河、胥山等地名也转移到了苏州，而这个地点今天看来就是木渎古城。
姑苏或姑胥（木渎古城）作为吴国最晚期的都城，前后延续仅20余年（夫差在位23年）。公元前473，“越灭吴”（《左传》哀公二十二年），“徙治姑胥台”（《越绝书·记地传》），此后成为越国的都城。
公元前473年开始，越人以姑苏为根据地占领吴国全土，在北上争霸的过程中都城亦随之北移。越王翳三十二年（前380年）越都又迁回姑苏。句践以后第六代越王无强末年（前323年），楚威王“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可见在百余年间，越国的政治中心在今钱塘江西、北，与钱塘江东、南的会稽（今浙江绍兴）关系不是很密切，姑苏作为越国的都城或最重要的城市长期繁荣着。
秦统一后分天下为36郡，其中管辖长江下游以南地区的郡称会稽郡，郡治在吴县。东汉永建四年（129年）才分出吴郡、会稽两郡，吴郡治吴县，会稽郡治山阴县。会稽郡治在苏州的时间长达350年，加上越国都姑苏的百余年，这里作为越地中心的时间近五百年。会稽是越国、越人的历史符号，可见，苏州曾经是越国都城这一记忆，在战国秦汉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以至于东汉时期编辑的《越绝书》，将今苏州一带的历史传承全部收入其中，却不称“吴绝书”或“吴越绝书”。
通过对吴国历史和吴都迁徙问题的考察，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木渎古城内的主要文化遗存，应该是越国徙都姑苏后留下来的；木渎古城周边七子山、借尼山等山顶留下来的石室土墩等遗存，也应该是越人墓葬，与吴人传统的土墩墓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也正因为如此，位于姑苏西北约20公里的鸿山墓地，也是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的越国墓地。只有这样理解，相关的考古遗存才能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首先，从吴王的王名及句吴的国号来看，句吴在商周春秋时期是一个有别于中原文化系统的土著方国，太伯、仲雍奔吴的故事与句吴的历史文化无关。
其次，从考古学文化来看，句吴的先祖有可能来自淮水流域的淮夷，渡江南下后，以今宁镇丘陵地区为活动中心，进入春秋时期后，开始向东南的太湖流域发展，与越人发生冲突，最终被越人击败。鸠兹、姑孰、湖熟、葛城、朱方、淹城、阖闾城、姑苏，这些地名连成的线，应该是句吴迁徙的路线，其中的大多数地点也是句吴迁徙过程中某一个时期的政治中心，比较明确的是，阖闾城可能是吴王阖闾时期的都城，木渎古城可能是吴王夫差时期的吴都，而淹城、葛城等遗址则极有可能是诸樊之前的吴都。从句吴政治中心随着吴王的争战及句吴实力的渐次发展而不断迁徙这一现象来看，句吴的历史发展尚处在早期国家的阶段。
第三，吴亡后越人徙都姑苏，其间虽曾一时北迁瑯琊等地，但姑苏作为越国都城及越国大后方的最重要城市，持续了百年以上。如果苏州木渎古城作为吴王夫差时所建都城这一推测不误，那么，木渎古城遗留下来的文化内涵更多地应属于越人遗存，这与木渎古城周边遗留的数量众多的石室土墩，以及无锡鸿山墓地等遗存一起，构成了越都姑苏周围浓郁的越国文化氛围。
从考古发掘来看，今天苏州市区能够确认最早的遗存在战国中期以后，应与吴、越都城姑苏关系不大。苏州市区是战国时期楚灭越以后逐渐形成的城市，秦汉以后成为太湖东岸甚至江南地区的最重要城市，因此，市区与吴、越都城有关的传说如泰伯庙、锦帆路、胥门、伍子胥祠，甚至虎丘的吴王阖闾墓传说等等，都是秦汉以后人的附会，最甚者为《越绝书》和《吴越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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