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委：图像化的《汉书·艺文志》

 一、《汉书·艺文志》学术分类的缘起

《汉书·艺文志》承袭刘歆《七略》，《七略》承袭刘向《别录》。所谓“别录”，即别集众书叙录之意。《别录》的编纂始于何时？《汉志》“六艺诸子”的分类体系与刘向有没有关系？《隋书·音乐志》所载一条材料，或可帮助我们窥得一点新见。《音乐志》载天监元年，梁武帝思弘古乐，遂下诏访百僚，沈约奏答曰：

窃以秦代灭学，《乐经》残亡。至于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授常山王禹。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向《别录》有《乐歌诗》四篇、《赵氏雅琴》七篇、《师氏雅琴》八篇、《龙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晋中经簿》无复乐书，《别录》所载，已复亡逸。

沈约的这则奏议叙述了刘向《别录》中载录的乐类文献，书目与《艺文志》完全相同，除了可以佐证《汉志》的确承袭《别录》、《七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文献价值：将其和何晏《论语集解序》合观，可以基本推定刘向《别录》的编纂开始于他去世之前，且有了清晰的分类，七略的格局并非来自刘歆《七略》，而是刘向《别录》。

沈约陈述的《乐歌诗》、《赵氏雅琴》、《师氏雅琴》、《龙氏雅琴》就是《艺文志》中的《雅歌诗》、《雅琴赵氏》、《雅琴师氏》、《雅琴龙氏》，除了大题略有不同外，顺序、篇数几乎完全一致。唯一的的差异是《别录》《龙氏雅琴》百六篇，《艺文志》之《雅琴龙氏》为九十九篇。如果我们看《艺文志》“凡《乐》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一句，就会明白，《雅琴龙氏》缺少的那七篇，正是班固移出的淮南王和刘向等人的七篇《琴颂》。沈约奏议的前半部分，陈述的恰是古《乐记》二十三篇和《王禹记》。这些文献正好是《艺文志》乐类文献的全部，且顺序相同。可见乐类《别录》和《艺文志》的书目编排次序是一样的。或者说《别录》里已经有了后来《七略》和《艺文志》的书目排列方式。

另，何晏《论语集解序》引刘向《别录》来介绍西汉《论语》的流传，其文字类似于《艺文志》的小序。如果《别录》中的这种文献流传概要不是刘歆补作，那么《别录》就已经具备了《七略》那样的结构，刘向还为每类文献书写了小序。这样的概要不仅仅只有《论语》类的可以看到，《经典释文》等古文献所直接或间接征引的《别录》佚文，有很多也属于这种性质。故《别录》应该是有分类小序的。

有成熟的篇目结构和小序，或可说明刘向生前已经开始系统编纂《别录》了。

二、图像化的学术系谱

由学派门户以观战国秦汉学术、思想之布局，几为学术史之习惯做法，这自然是依托《汉志》六艺诸子的图书分类模式而起。图书分类成了学术史分类的基础。章学诚夸赞刘氏父子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但这背后不可避免的对后人的理解，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归化。分类，并上下探寻源流的做法，看上去是最可理解的学问之术，因为它把混沌的学术、思想、文化的历史，摘梳清晰，使之条理分明，变得更加可理解、可描述，甚至为未来出现的新思想、新学术预留了可追溯、可归宗的出路。此种做法的动机，乃是对历史的“可视化”追求，或者说是满足一种对历史“看”的期待。过往的历史，如何看？唯有想象。所谓想象，即在思想之域构建历史图像。能够想象的历史，自然是一种可理解的形式，而分类与源流之梳理，则是最具“可理解性”的办法之一，因为从根本上说，它不仅具备可视性，而且是一种几何意义上的图像表达。当我们以几何架构想象或描述战国秦汉学术史时，若“庄子”出现，与之关联“老子”、“列子”、“文子”、“淮南子”等词语以及它们代表的意义也会随之出现，这就是图像化呈现的学术景观。

图像化早期学术史的范式，在《汉书•艺文志》中已然成熟。战国秦汉之际，类似的分类理解思想和学术的努力，并不罕见，如我们熟知的《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显学》篇、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等。刘向选择了司马谈的方式，这应是西汉学者普遍接受的一种分类，也最接近于学术原貌。刘向在儒、墨、道、法的分类基础上，又增加了源流考辨，即诸子皆出王官之说。于是，学术和思想的平面图像具备了时间之维，变成了流动的传统。

刘向的源流想象，其模式，恐与两周以来的世系、谱牒之学有关。我们看《史记》诸表及各本纪、世家，一代代的记录如此之清晰，文本中勾勒的是一条条王室、家族的封闭式的历史。这种形式的历史叙事，正是《汉书•艺文志》所体现的那种。刘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术，应出史家系谱之法。世系、谱牒之学，导源于祖先祭祀之传统，因此自然要有基于血缘的历史系统的封闭性。刘向辨章之法，因沿袭这种传统，故亦有封闭性，只不过刘向把血缘家族的描述，转换成了思想家族的描述，这是《汉志》学术系谱的先天结构。

《汉志》的叙事方式总体上是几何状的区域划分，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等六略呈现的势力范围，而每一个区域又具有一个或多个能够形成系谱的学术或思想分支，构成一张张的“意义之网”，每一部文献的性质无形中被纳入周遭的意义关联之中，或者说单一文本的意义更多的是被外在的同类文献所赋予的。这种安排是以废弃学术或思想的“开放”特征为前提的，若秉持开放性，则无法做出泾渭分明的知识的区域划分。知识区域的划分，除了使读者有清晰的“分别”意识外，更多的是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每一片知识区域的内部，关注其内在的统一性。这是分类叙事方式的天然的或内在的缺陷，而且是无法避免的，它是一种有效的分析方式，同时也遮蔽或部分的遮蔽了知识或思想的开放性特征。分类，是为了更好的理解，但却最容易掩盖学术或思想的最鲜活特征。此乃《汉志》的遗产。

三、埋藏的学术史

《汉志》遵照中心与边缘的原则，以六艺为中心做了知识的区域划分，然后每一部类大体按照“作者”年代的先后排列文献，形成了一个个古书的年代序列。

当然，纸面上的古书，并非就是之前存在过的那些。多数《汉志》著录的古书，若放到刘向之前，它代表的往往不是一部书，而是一类文献。有些文本，曾经是些分散的篇，甚至是分散的章或章组，它们的散漫状态最后被刘向主导的校书事业所终结，它们被重新整理——按照既有的或新设的结构，然后形成一部部体系完整的书。由此，《汉志》主要呈现的是战国秦汉文献的终点，而非起点和过程。那些古老的文本，曾经相互交叉，共同奔跑，交替领先，但最终却被裁判按照终点的排名，列出了一个次序。但是，终点的名次并不能告诉我们哪怕是终点之前一秒的状态。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战国策》，在刘向着手整理秘府中那些战国策士的竹简文书之前，并不存在一部叫做《战国策》的古书。在一些此类文书的简上，有的题做“国策”，有的题作“长短书”等等。竹简的长短也不同，这说明它们本不是一部书的各个部分，而是一些各自独立的书。刘向认为它们性质相近，都是战国策士们的“游说资料”或“学习资料”，因此把它们统一整合，按照国别分类，这就是《战国策》。从《史记》来看，此类策书，司马迁参考过许多。马王堆汉墓那些被命名做《战国纵横家书》的文献，正是与刘向编纂《战国策》极为相近的材料，由之可见刘向当时面对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几乎每一部被记录在《汉志》上的书，其文本内部多少都埋藏了某种规模或量级的学术史。因为终点书单上的每一部书，都有一个到达终点的过程，这个过程在终点文本中多少都有痕迹，可以通过细密的考索追寻到一鳞半爪。比如《毛诗》，《毛传》字义解释的先后顺序中，隐藏着《诗》文本的变迁过程，当我们对此略有知晓之时，《诗》的学术史，甚至是战国的学术史，都突然间露出了我们未曾料想到的面目。但是，我们若仅仅阅读《汉志》的《诗》类名单，以及利用《诗》的终点形态来建构战国秦汉《诗》的学术史，其结果要么无奈的付之阙如，要么就是对史籍的复述，难以切入肯綮。

《汉志》的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且易被忽视的环节，即它仅仅是一部整理目录，而非时代书目。它的终点名单，并不是全部古书的名单，而只是秘府藏书的记录。当然，这个名单代表了那个时代绝大部分的知识类型和古书类型。秘府作为天子的藏书处，其藏本的优善与齐备还是可以信赖的。即便如此，《汉志》的不完备性，甚至只是逻辑上的不完备性，仍然不能被约省，这是学术的原则。今略查前人之补遗，如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者，并概览出土文献之大概，便可知《汉志》书单，如楚之云梦，仅为七泽之一。子虚先生可以举云梦之状以代楚之广袤，我们今人也可以《汉志》之书目，略论先汉学术之大概，但亦仅此而已。

然传统学术思想史之叙事，汉代以前之架构，基本凭依《汉志》而来。当我们阅读这些的时候，一个完整的、有条不紊的学术史、思想史，按照一种线条清晰的，如同河流、如同绿树般的图像伸展开来。对于知识的接受者而言，汉以前的学术与思想的历史一经阅读或聆听，便可形成图像化的认知：儒、墨、道、法诸家的并行；儒分为八；《诗》分为四；《春秋》三传；古文、今文等等。诸种以几何原则安排的图像化历史，成为回忆、讲述、研究的基础模型，这是一种先天结构，早已深入到学术的底层之中。

四、重构的景象

基于血缘系谱的学术系谱，以终点书目代替过程知识，整理书目以当整体目录，此三点乃是《汉志》影响到学术底层基建的最大因素，也是汉前学术思想史生长的基础原则和先天结构，更是其叙事有效性的最大陷阱。《汉志》书目，本是流传到汉成帝时期的知识遗存，它们仅是历史过程中经汰洗留存下的一部分文献，被刘向主持的工作团队按照司马谈以来的认识，重新编排整理，形成了可以理解的结构，以便文献归类与存储，同时也可以一种有条理的方式展开工作，并向汉成帝汇报进展。每一部整理出来的书，都是一部新书，其变化大小，各有差异而已。

比如原来世间存在多种《老子》的文本，其篇内结构互有不同，我们假设之前有《老子》A、《老子》B、《老子》C三个本子，经刘向工作团队整合三个本子，最后成为《老子》D，这个《老子》D就是《汉志》目录上的那个，但它与A、B、C之间是不同的，或者至少在“校勘原则”之下，它们是不同的。如果我们以《老子》D为基础来研究《老子》文本的历史、思想诸问题，那么之前《老子》A、《老子》B、《老子》C流传过的地区、阅读过的人、传承过的书籍等等中的《老子》，统统被《老子》D给取代了。A、B、C之间本有许多差异的地方，这决定了其散播区域、学者群体、引述著作等等也存在一些有力量的细节，这也是学术思想最细微、精彩的段落，一旦被D覆盖，则泯然不存。从方法上分析，这种替换或覆盖，亦与学术原则不符。况且，我们并不知道在A、B、C之外，是否还有E、F……版本的《老子》存在，刘向仅是依据A、B、C而整理出D，但若还有E、F等等，则D的面目还会变化。因此，以《老子》D为基础开始研究，不仅仅是覆盖了A、B、C，还存在遮蔽E、F……等版本的可能。以《老子》D为基石的有关《老子》的学术思想史，只能是以《老子》D这部最晚的《老子》重构出来的、“后世视野”的学术思想史。故曰以《汉志》之新书目录而求旧历史之概貌，并按照新书目的逻辑进行，将新书当旧有文献，如此叙述出来的学术思想史，必然是以少概全，并按照后人逻辑重构的历史，实即古文献之重组，是以后世之物与后世之理解，呈现出来的前世之图象。

这如同造假山。自然大川中的美丽石头，被捡运而来。不同来源的石头，按照功能或样貌，被分成可“制作”山峰、山脊、山谷、山坡的不同类型，按照主事者和设计者的对“山”的理解，重新组装成为一座“山”。没有见过“山”的观众，自然会按照这座假山的样子，去想象“山”的形与容。

《汉志》就是这样，它部分地掩盖了早期文本流传及学术、思想史诸问题，同时，因其记载，又部分地重构了一个战国秦汉的文本、学术、思想之景象。